初读三国的人,大概都有个疑问:诸葛亮为什么那么执着于北伐?
一言以蔽之,蜀汉不北伐,全力发展内政,的确会更加繁荣强大。但无非是多续几年命,结果只能是温水煮青蛙。
在五胡乱华前,中原从来都是全国经济的重心,基础建设远远好过江南和四川一带。
尤其是,中原才是被战争摧残最厉害的地区,南方经历的战争相对少,本来也没有多大的向上空间。
如果三国都不搞事,曹魏绝对是发展得最快的。
对蜀汉而言,唯一的机会,就像《隆中对》中所说,等待对方内部分裂,效仿汉高祖刘邦,还定三秦,一鼓作气平定中原。
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项羽只是个军阀头子,魏国却是曹操历经三十年,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曹丕再以禅让的方式,合法建立的成熟国家。
两者基本没有可比性。
拖得越久,等曹魏完成全部国防部署后,就是对方挑时间打你了。
历史如烟,种种往事考究起来比较困难。
所幸,诸葛亮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我们能从中窥探一番其心路历程。
先看全民都会背诵的《出师表》第一句: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其中有两个很关键的信息。
首先,如上文所说,天下虽然三足鼎立,但明眼人都知道,四川盆地与世隔绝,再怎么闭门造车,迟早会被另外两家甩开。
其次,蜀汉虽然上市了,陛下你虽然是皇帝了,但我们公司的事业,其实才开始了一半。
自起兵到称帝,刘备集团的目标从未变过:光复汉室。
这是刘备的根基,是他创立团队、吸引人才、拉拢民心的第一战略,永远不可能改变。
比如,全聚德说,它要造新能源车。能不能造出来还两说,投资者有人信吗?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遗言都是:克复中原,除死方休。
这是蜀汉的立国之本,是最大的政治正确,无论是后主刘禅、丞相诸葛亮乃至所有效命蜀汉的士人,都必须遵守。
所以,不是孔明穷兵黩武。一方面,是为了求长远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蜀汉这家公司,它的主业就是“光复大汉”,正是这种理想化的追求,才能:
“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用市场话术讲,股东和投资者是看好公司的产品才买入的。总不能突然发公告说,我转行了。
当然,以上都是客观原因。
主观上,诸葛亮认为,人谋可以改变大势。
摘自《隆中对》:“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然操遂能克绍,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事实上,诸葛亮后半生六出祁山(真实历史只有2次),每次北伐都让曹魏朝廷如坐针毡。
这似乎让所有投资蜀汉的股东看到了希望:人谋战胜天时,未必是虚渺的。
但理想终究不是现实。
以最知名的第一次北伐为例,蜀汉共失去11位大将,包括赵云。
先说诸葛亮的谋略。
其实,从汉中进攻关中,为什么要绕远路走祁山这条道,蜀中诸将一开始就不理解:“取长安之道,别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
汉中到长安,最近的路只有780里。而孔明的进军路线,却是先向西到陇西,再向东打长安,等于绕了一个大圈。
魏延直接出言反对,建议自领5000精兵,走最近的子午道,突袭长安。
诸葛亮断然否定:“祁山乃长安之首: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更兼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欲先取此,得地利也。”
简而言之:占据祁山,进可攻,退可守。
正因为祁山离长安比较远,风险小,敌人疲于奔命,才有获利空间;一旦发生不利形势,可迅速将俘获的人马、粮草撤回汉中。
我们可以将之当作一种“箱形运作”。
蜀汉与曹魏,人口是1:4,一方只有益州,一方却占据中原九州。
小户主动进攻大户,自然要谨慎。
诸葛亮选择以祁山为底、渭水为顶,让兵力在这个箱体里运动:
从祁山进兵,地形有利,风险小;打到渭水一带,风险大了就获利收兵。
如果按魏延的玩法,要直捣长安,就等于冲出箱顶,进入高风险区,等大户反应过来一个包抄,力单势薄的蜀军基本不可能安全撤离。
孔明六出祁山,箱形运作,反而使强大的魏国“畏蜀如虎”,实践这个祁山战略是对的。
但是,这是散户的玩法。
在风云变幻莫测的股市,时间、精力、资金都有限的散户,要想不被收割,也应当依托“祁山”,占据地利,箱形运作。
不论大盘还是个股,一段时间内都有一个高价区和低价区,那么,低价区就是“祁山”,买进风险就小,高价区就是“渭水”,风险大了,就当获利抛出。
只要不是垃圾股,即使在“祁山”下(价值以下)被套住,也是暂时的,个股必然会价值回归,完全有解套获利的机会。
作为咸鱼散户,这样玩完全没问题,就当存钱(价值投资)了。
而诸葛亮身为一场战争的统帅,一点险也不想冒,就不太合适了。
第一次是魏延的建议,这显然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决策。
高收益是,他只带5000人,便可拿下长安,与孔明出祁山首尾呼应。
高风险是,魏延的部队很可能会被瓮中捉鳖,全军覆没。
但是,仅仅5000人,显然不会对蜀汉本身造成多大的冲击,唯一的损失应该是魏延这一难得的大将。
既然不信任魏延,他带的又是小股人马,又何妨一试呢?
第二次是街亭失守,这又是一次高风险,高收益的抉择。
《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马谡失街亭是司马懿的杰作,真实历史上,这场战斗的主角是名将张郃,而且带领了五万人。
按高风险、高收益的应对策略,蜀军的战术目标是尽量拖住张郃部队,以降低风险为思路。
最优选是派出去数量不等的小股人马沿途骚扰张郃,干扰其行军速度。
其次才是派一支数量不少于一万人的部队,由经验丰富的将领死守街亭,在一定时间段内,依据关内凉州形势变化选择退出。
如果拿下凉州各郡,就放张郃进来瓮中捉鳖,拿不下就掩护和部队一起从祁山退出。
既然目的是尽力拖延时间,在兵力不足的情形下,将领的心态就是最重要的,这时候安排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马谡显然是不明智的。
诸葛亮在授权和培养新人上非常谨慎,但这一次却搞错了时机。
显然在这件事上,他忽略了极端小概率风险对整个战局造成的重要影响。
作为投资者,我们可以在面对高风险、高收益的事情时,预先设定极端小概率事件发生,提前做好预案:其一,plan B;其二,设定止损。
但在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这很难做到。
所以才有了后续“空城计”的那一幕,一生谨慎的孔明,冒了唯一一次险。(虽然是虚构的)
显然,人谋固然能一时撼动天时,但无法改写结局。
诸葛亮一生求稳,终究败给了时间。
公元221年,夷陵之战,刘备败亡白帝城,蜀汉八万精锐葬身火海,政权摇摇欲坠。
公元227年,孔明花了七年时间,整肃内务、远交近攻,夙夜忧叹,将政权扶回正轨。
公元234年,《出师表》著成七年,忠武侯诸葛亮,命陨五丈原,享年五十四岁。
七这个数字,仿佛自带厄运。
公元263年,诸葛亮死后二十九年,其子诸葛瞻犯下致命错误,绵竹失守,后主刘禅打开成都城门,投降。
同年,姜维劝钟会造反,意欲复汉,事情败露后,与张翼一同被杀。
五百年大汉,自此彻底画上了句号。
最后,做个总结。
抛开吹毛求疵的偏见,蜀汉作为三国中最特别的那个,拥有鲜明的团队特质,从其草创、勃兴到中期守成乃至最终覆灭时,政权运行始终信奉家国一体。
所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这四任最高辅政者虽都“权倾一国”,却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培植自己的家族势力,更没有让亲信布满朝堂。
这种团队文化叫做,胸怀天下,志在寰宇;这份企业文化叫做,先公后私,团结奋进。
诸葛亮身上的人格魅力,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那一份理想与情怀的质量重千斤,承载了每一代华夏人的心之向往。
这也是为什么,历经两千年的风雨飘摇,武侯祠至今仍是成都香火最旺的圣地。
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也愿意回去给丞相当一名推车的小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