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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赎基金时，最常见到的费用之一就是前后端可能涉及的申赎手续费，例如A类份额一般申购和赎回时各收一次，C类份额多为赎回时收清（有时甚至免收），它们都属于这一范畴。不过很少有基民注意的是，除了申赎手续费之外，有些费用已经反映在了基金的日常运作之中，管理费正是其中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不论基金投资是赚是赔，管理费都是按照基金资产的一定比例计提，最后按月从基金资产中直接扣收，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基金的“铁饭碗”。
以权益类基金中规模较大的景顺长城新兴成长为例，根据2022年利润表数据，该基金所支付的管理人报酬连续两年都在7亿元以上，但股票投资却只有2021年盈利，2022年就亏损了5.82亿元。扣除日常运行费用，基金经理刘彦春以及管理人景顺长城基金恐怕都是“旱涝保收”，至于2022年申购的不少基民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来源：东财Choice数据，根据基金各年度财务报表生成，单位亿人民币）
基金表现不佳，基金公司却赚得盆满钵满的情况下，基民要求降低甚至停收管理费的呼声颇为高涨，隔壁招银理财（招商银行下属理财子公司）一款新产品部分情况下免收管理费的消息也是传得沸沸扬扬。但细究之后可以发现，“零元管理费”想在公募领域全面铺开，难度不小。
01
“零元管理费”
并非招银专利
事实上，招银理财附条件减收甚至免收管理费的做法并不新鲜，哪怕是在银行理财子公司当中也是如此。
根据东财Choice的数据，按不同代码计算，目前各银行理财子公司存续或即将成立的2.85万款理财产品当中，5754款产品明确约定了可实行浮动管理费的条件。在这当中，股份行以及城商行理财子似乎对浮动管理费产品颇感兴趣，有6家机构该类产品的数量在500款以上，其中信银理财更超过1100款。
具体来看，以工银理财旗下即将成立的“工银理财·鑫得利固定收益类封闭式（23GS2016）”产品为例，该产品共分A到E五类份额，在计提管理费时都采用了“低于年化收益率阈值（B份额为3.23%，其余为3.2%）时不收浮动管理费，超过部分计提一半”的策略。除此之外，信银理财、宁银理财等机构在产品设计时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但在计提时点等细节上略有不同。
02
少收钱不是
“灵丹妙药”
正如本文标题中所说，在银行理财浮动管理费“愈卷愈烈”的情况下，公募基金确实会有压力，因为此时他们不论是否放弃固定管理费的铁饭碗，恐怕都是“心不甘情不愿”，在数据上自然也有反映。
同样根据东财Choice的数据，按主代码计算，包括券商大集合等类公募产品在内，全市场1.08万款存续公募基金中，明确收取浮动管理费的只有23款。具体来看，在将各类份额规模合并后，这23款基金中有5款的规模低于2亿元，其中3款甚至低于1亿元，意味着浮动费率恐怕没能起到揽客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上述的23只基金当中，有10只年初至今的超额收益为负，其中金鹰的一只产品负超额收益甚至达到13%。如果将统计区间改为2022全年，情况将更加严重，因为23只基金几乎“全军覆没”，仅有4只的超额收益为正。将这两年的数据合并后可以发现，只有2只非权益类基金的超额收益连续2年为正，其中有1只还是货币基金。
按照基金的运行实务来说，它们和前文中的银行理财产品类似，如果实行了浮动管理费，在计提时大多要满足特定要求，例如收益高于某一阈值才可计提，上述超额收益数据意味着有些基金可能并不符合计提条件。
证券时报此前报道时曾引用天相投顾的说法指出，管理费在基金“四大费”（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交易费）当中占比最高，哪怕剔除尾随佣金之后，2022年公募基金实际获得的管理费仍在千亿元以上。在小编看来，基金全行业若推广浮动费率，其结果类似于要求母鸡“不下蛋就不准吃饲料”，在市场整体表现不佳的情况下，收入大幅下降或成大概率事件，最终难免影响基金管理人的积极性。
03
机构观点：
“杀鸡取卵”不可取
当然，从媒体报道中可以发现，对于全面减收甚至免收管理费，资管行业不乏保守声音。针对招银理财的新产品，冠苕咨询创始人周毅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就直言，它们勇于突破传统的行业模式，和客户的利益高度捆绑，这一点值得点赞，但招银理财敢于如此，是因为公司在机构管理费收入上已有安全垫，支撑它们在弱项权益类产品上有所突破，这意味着此举未来可能不会扩大化。
至于公募行业减免管理费这一问题，界面新闻在另一篇采访中引述某头部公募人士的观点指出，如此模式不可能大规模复制，因为市场萎靡时可能只有10%产品能获得正收益，如果不收管理费，很多中小型公募可能撑不到两三年就倒闭，这不利于行业的良性竞争。不仅如此，公募公司作为市场化的企业，收取的管理费包含了人力、硬件、软件等各种成本的支出，尤其是投研团队的培育。在这种情况下，一刀切要求“不赚钱不收管理费”，或许更多是情绪的发泄。
总结起来，在近两年公募整体表现不佳，公募却能旱涝保收的情况下，基民要求减收甚至免收管理费的呼声确实有其存在的理由。但管理费的收取不可能单靠基民一方的说法来决定，还要视基金管理人的状况而定。毕竟，管理人并非公益机构，它们也有盈利和运营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