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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时在截然不同的两个舞台唱戏，弄不好就会两头不着调，史正富却做得津津有味。
他是学者。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考上复旦，成为“一代宗师”蒋学模的得意弟子，最早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引入中国经济研究；转战商海也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期间，还创办了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自己带队伍、搞研究。他是商人。移植改进西方股权投资模式，十几年间积累了数十亿资本，玩转20余家企业的股权魔方；几度名列富豪榜前列，人称“最富教授”。抛开外界对他的看法，史正富自己说，做学问是个人兴趣，从商是机缘巧合。“我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成功，只是随缘。还有认真，干一行就努力干好。”
幸运的是，“投资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两样都是我的爱好。”从事这两项事业的过程令他愉悦，富有激情，至于结果，史正富笑言：“倒成了副产品了。”
读名校、去留学、师从大家。潜心向学的他曾经每天想的事儿，就是“拿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下了海、经历挫折、触底反弹。如今名列百富榜前列的他会说，“只要你学会把苦难乃至不幸转变为成长的养分，你就是真正有力量的。”
史正富，横跨学界、商界。身怀独门财技，不忘道心惟微，他的另类存在赋予“士与商”别样的时代内涵。
“我现在才知道，在学校里，作为一个文人去讲理想、谈放下，是不难的。但到滚滚红尘中走一趟，还能保持初心，保持出道时候的赤子之心，那才是真的福气。”
到了60岁，放下，拿起，再上路。这段感言，或许是史正富所有经历的最佳注脚。
初出茅庐 跨界高材生
史正富说，自己是被时代的大潮推着，出的国，下了海。在此之前，他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读完本科、研究生，留校任教。
高考恢复第一年，史正富24岁，从军队考上复旦大学。他表现出经济学研究的天赋，大二就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受到了后来成为其导师的蒋学模的关注。研究生时期就有多篇论文被国家一流期刊发表，还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图书奖等多个奖项。这个令周围师生赞叹在经济学领域有“特异功能”的高材生，最初的理想就是做学问。
“毕业之后就是想和一帮同学一起，研究中国经济变革的现实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达到世界级水平。”因此，赴美求学时，他选择了同时攻读经济学与社会学博士学位，以适应回国后跨学科研究之需。然而，命运却被历史的力量，推向不同的方向。
二十世纪90年代的改革春风让在大洋彼岸的史正富也感到丝丝暖意。在朋友的鼓励及帮助下，他踏上了经商的征途。这一走就是20年。
隔行如隔山。谈及刚出道的日子，史正富的最大感触是，“做企业和做研究完全是两码事。”做研究只要把思想搞清楚就可以了。而对企业家来说，大事小事都要想。刚回国，史正富便加入北京一家公司担任高管，负责旗下两家控股企业的管理工作。一家是建材公司，他当董事长；一家是信托公司，他任总经理。带着北京公司里10来号人，史正富一头扎进了位于茅山脚下的建材企业之中。审计、管理……他和同事们从头做起。在信托公司，他则大胆创新，说服当地监管部门，在上世纪90年代就推出了代客理财的信托产品，还使用了今天已广为流行的优先-劣后分级设计。然而，形势强于人意。时值1994-1999年宏观调控时期，建材行业全行业亏损。虽然经过近5年努力后企业已扭亏为盈，但史正富的公司还是决定将建材厂出售给当地一家企业。而发展势头良好的信托公司，则因行业整顿被并入了省一级的信托公司。
回忆那5年，史正富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搞懂了企业运作流程、读懂了报表“背后的事情”，并锻炼出和企业家打成一片的能力。或许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投资传奇 困境练就真性情
“不直接经营企业，而是进行股权投资。当配角！”在学术象牙塔中深耕多年，又经过实业经营的历练，史正富深感这才是自己的优势所在。2000年初，他和同是海归的合伙人一起，从北京转战上海，开始自主创业之路，成立了如今被称为同华投资集团的创投企业。那一年，史正富已46岁。
起初，他投过几个互联网IT公司。那时互联网正热，但史正富已看到这个行业是要“烧钱”才有机会，于是不到半年就卖掉所有股权。有了第一桶金，他开始琢磨长远大计。“当时中国经济正进入快速发展期，我的判断是有技术又有制造的行业将极具优势。”史正富的投资主题就此成型：参与到这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成长中去。2000年至2008年，他先后投资了中轩生物、华菱汽车、奇瑞汽车、南大光电等项目。之后，这些企业均出现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2009年，同华尝试进入消费品行业，投资了古井集团，古井旗下上市公司此后连续四年业绩大涨近7倍。
从头开始，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史正富掌门的同华投资集团先后完成30多亿投资，推动多家企业成了行业传奇。功成身就，经济学者史正富也以数十亿身家进入富豪榜。然而万事都并非一帆风顺。搞投资，当配角，靠的是与企业家合作。史正富一直在学习如何当好股东，如何处理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
“这个过程伴随着各种磨合，甚至是磨难。”史正富坦言。
2008年金融风暴横扫全球。正在上市进程中的山东中轩只好作罢。而在企业上市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使得同华与企业管理人之间的矛盾凸显，再加上新竞争者的进入，这个史正富投了十几亿的企业，业绩出现大幅滑坡。同时，其他项目也大多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华菱汽车出现亏损；拟定上市的奇瑞也因故推迟。一系列变局加剧着资金压力。“投奇瑞的资金来自项目融资，我们对合作出资者有担保，如果奇瑞不上市，同华要负责回购出资人的股份。这一回购，就要花七、八个亿出去。2009年哪有那么多钱？”面对一连串的危局，史正富和同事们有过短暂的困扰与起伏，但很快就化为平静的应对与坚韧的努力。
他和其时已担任中轩董事长的夫人翟立带领同华的骨干力量，举家迁往中轩，一住就是两年多，与员工朝夕相处，直面市场竞争。从而重组形成了团结有力的管理团队，制定出“二次创业”战略，筹集数亿资本到内蒙新造大型生产基地。
诚意赢得人心，实干赢得主动。随着内蒙基地建成投产，企业经营渐入佳境，地方政府更多关心，在多方努力下，最终解决了内部矛盾。
经历冬天的人更知春天的可贵。走出磨难，中轩员工人心更齐了。“这才是最大收获，”忆及过往，史正富感慨道，“队伍练出来了。增加了好几位核心成员，特别是我们的总裁(指翟立)是真的总裁了，她的中轩董事长也名至实归了。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真是至理。”
至于奇瑞项目的回购资金之困，最后应了“善有善报”。了解同华当时的困难后，奇瑞领导层有感于2007年同华及时投资的巨大信任，决定提前还款，让史正富松了一口气。
“每个企业都有最难的时候，生死之间就差着一口气。”经历过这些起起伏伏，史正富对市场充满敬畏感。
挺过来了，就是财富。此后随着经济复苏，华菱与南大光电先后上市，中轩恢复高速成长，奇瑞的内在价值也持续上升。他和同华人的矢志坚守带来了巨大回报。
尼采说，“没有杀死你的，会让你变得更强大。”这句经典名言，在史正富身上得到印证。史正富说，“只要你学会把苦难乃至不幸转变为成长的养分，你就是真正有力量的。”
特立独行 当有企业家素质的投资家
这些年在市场上摸爬滚打，锻造了史正富独特的投资路子：投资的企业个数不多，但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大，持股比例高，投资年限长……
“我不是一个太拘泥于理论或门派的人。”史正富说。也有人问他，同华的投资是PE、VC还是产业投资，但他认为这都不是关键。
“价值投资归根到底都是赚企业成长的钱，只要这个根本点找对了，叫什么投资方式没那么重要。条条道路通北京嘛！”
在史正富看来，每家公司投注较重，能够把行业、公司吃透，介入更深。事实上，除了初始投资下重手外，有些企业二次增资时，史正富还敢于加注。
这种大胆来源于他对产业和公司的理解，而这种能力与其出道头五年担任企业高管不无关系。
“那五年确实都把企业的流程搞透弄熟了，只要看看报表，我就能联想到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史正富笑言，同华的投资很少聘用外部中介机构做尽调，决策时间很短，介入企业较深，这些确实有些“另类”。
“史总的投资模式核心是少而精。项目少，投资大，介入深，周期长。投对了，回报很高。好是好，可我们一般投资公司学不了。”对同华熟悉的多位同行如是说。
谈到同华投资模式的特点，同华“老人”——现主管投资业务的副总裁黄志坚有自己的理解：“关键在于选企业的眼光和投后服务的能力。目前较多的还是有点广种薄收的投资方法。同华是‘少而精’的路子，就必须有高的成功率。选对企业是前提；但企业发展中出问题也难免，因此要有能力去解决问题；要有足够时间去等，资金自有度高也是必要的。”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企业在史正富投资时都处于困境之中。有些是亏损状态，有些甚至“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华菱汽车，这家日后的重卡行业知名企业，在史正富投资的时候，还是个没有客户、没有品牌、甚至没有牌照的“三无企业”。但史正富认准了企业家刘汉如的个人素质和华菱的综合优势，快速决策，重金下注，并在二次增资时率先加码。日后华菱的成功发展与上市证明了史正富的眼光。
南大光电，这家同华投资担任大股东、2012年上市的企业，在史正富投资时还处在亏损中。他当时的判断是，行业未来会有一个爆发期，两、三年要赚钱不可能，但三年五年长期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大有收获。“我认为投资家分两种，一种是高买低卖追求财务增值的，还有一种是与企业家站在一起，共同创造企业价值的。”史正富顿了顿，“我喜欢后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