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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实业爱金融
事实上，被“家族企业如何传承”这一问题所困扰的企业家已经越来越多。以温州为例，这一块中国民间金融的“试验田”，同时也成了实体经济传承的“盐碱地”。温州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告诉记者，目前温州已经不大有人愿意做实业了。金融危机期间停产企业大部分没有恢复正常生产，温州的产业“空心化”已经非常严重。而这也对当地企业家的子女们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利润薄得像刀片，压力重得如泰山。”这是温州众多生产制造类民营企业的后代不时发出的感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由于温州乃至整个浙江都是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在当地民营企业创业历程中，“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不以利小而不为”已经成了浙商的“显著标签”。然而在新一代民营企业接班人眼里，这些传统的烙印已经像是几句口号。他们更多的受到国外留学氛围的熏陶，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是所谓“华尔街精神”的冲击，不愿意再像前辈一样步履维艰。因此，压在他们肩上的，不但有是否接班、能否接班的压力，还有必须要承担起企业生死存亡的重担，这无疑显得相当沉重。而就在这些民营企业后代迷茫的时候，以小搏大的资本运营方式逐渐成为了他们青睐的对象。对他们来说，“企业做产品是一分一分地赚，做品牌是一毛一毛地赚，而进行资本经营是一元一元地赚。”因此，“富二代”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不愿意再接手父辈们留下来的远离一线核心城市的制造类企业，而热衷于留在“北上广”搞他们自己的资本运作与金融投资。浙江慈溪一家化纤企业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他儿子从加拿大学习商科留学归来后，已经在自己的企业上班近3年，但其儿子却始终热衷于资本运作，而从未进过一次厂房，还经常抱怨自己和手下的员工老土，不屑与其打交道。记者了解到，在福建、浙江等地，取笑父辈们做生意的辛苦甚至已经成为“富二代”圈内的时尚，而这种风气反而令许多子承父业的继承者们也开始有所动摇，开始在实业领域嫁接资本的翅膀，意欲令企业一飞冲天。这样的情况有多严重？记者了解到，仅福建晋江一县，上市公司就已达到27家，列全国县级单位前茅。在当地，“做上市”而不是“做企业”，已成为不少民企二代的普遍想法。这让晋江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林永红十分担忧。林永红认为，如果企业不能靠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而是都来搞资本运作，其实只是将财富从一个口袋转到了另一个口袋，对全社会来说没有太多建设性。
企业传承何“去”何“留”
“难道所有的企业后代都应该跟父辈们从事一样的产业才算是企业传承吗？”面对社会对“富二代接棒”的舆论压力，浙江锦港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丽含对记者反问道。“事实上，有很多家族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留存了很多问题，如家长就是负责人，企业一家独大，因此很难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在我们公司，为了企业发展跟父亲拍着桌子大吵是常有的事情。父亲喜欢买设备盖厂房，而我更偏向于保证流动资金的充裕。这些矛盾不但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生，还直接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周丽含无奈地表示。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姜汝祥告诉记者，上述现象在长三角地区并不少见。在当地企业主眼中，企业传承与升级转型往往锁定在某个行业，比如做打火机的企业还希望继续做打火机。这种纵向性发展，不要说什么核心技术了，大半都是过时的低科技，反而更加缺乏传承下去的实力与动力。因此企业考虑传承时该认清的是什么该“去”，什么该“留”。“事实上，在很多一代企业家创业之时，也没有预知自己能在哪个行业落脚。相反都是试过数种不同生意，中间有失败的，有不够成功的，上下求索，多番努力最后才落脚在现在的行业。而企业家后代想要找到家族企业新的活力，也必然要经历一番探索。”广东奥飞动漫文化公司副总裁蔡立东对记者表示，如今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奥飞动漫，其创办人蔡东青就是由玩具厂起家，企业经三度大变才成为动漫企业。对此，陈凌教授也认为，并非“照单全收”才是企业传承的唯一出路。在他看来，中国的“富一代”就是创一代，这是“富一代”留给二代们最为宝贵的经验。相反，“富二代”们由于没有品尝过艰苦创业的痛苦和艰难，加上对自己所学知识过于自信，因此，在接过基业以后，大多喜欢将基业转向于房地产、地方金融等虚拟产业、暴利行业。这种做法确实比父辈们的效率高得多。但从企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方面来看，这种做法却要远差于父辈过去从事的实体产业。在姜汝祥看来，如果“富二代”们能够在让家族制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成功转型的过程中，继承父辈的创业精神，像父辈们那样充满危机意识，就不会让父辈的基业在自己手中逊色，那么流传至今的“富不过三代”的古训，也许就不会在如今的“富二代”身上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