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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CBD夜景，都市白领大多处于日复一日、从早到晚的重复性工作中。（视觉中国/图）
对日本新中产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当今中国，情况也并不轻松。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为什么中产家庭总想拼命甩掉其他人？
最近一篇“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又成了朋友圈热文。
文章主题很简单：该文作者替她的朋友算了一笔账，暑假期间孩子出国游学加上上培优班、兴趣班等的费用就要三万五，月薪三万看起来不少，其实孩子一个暑假就能花个精光，即便是中产，也难以承受如此高额的教育支出。
尽管其中事例或有虚构，但依然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毕竟这是一个后真相时代，故事的本来面目没人深究，因为焦虑的心理是真真切切的。
这也不是“拼娃”文章第一次成为朋友圈“爆款”，不久前还有一篇“中产教育鄙视链：绝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没外教的幼儿园”。如果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还能看到香港TVB有一部纪录片《没有起跑线？》，里面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能够抢闸入读好的幼儿园，甚至提前算准了最佳时间来受孕。
这些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焦虑、攀比、患得患失的无一例外都是中产父母。我们印象中那些平日在星巴克消磨时光、定期打网球、周末开车宿营、偶尔听音乐会、每年都来一次出国游的中产都到哪里去了？
阶层身份的焦虑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其专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写道：
“成功”在美国一向是普遍的事实，迷人的前景，前进的动力，寻求的生活方式。到20世纪中叶，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作为事实，它已不够普遍；作为前景，它已模糊不清；作为动力，它已不大可靠；作为生活方式，它已令人感到失望。
很难想象，这是在描述20世纪中叶的美国情况。不过，同样地，在中国，人人都说“社会阶层固化”，几乎所有人都患上了阶层上升的焦虑症。
在社会阶层中不上不下的中产处境更是十分尴尬。一方面自己艰辛的奋斗也无法让自己过上完全无虞的生活，由于实际处境与理想中优雅闲适的中产生活存在巨大差异，他们对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拒绝承认自己的中产身份；另一方面，阶层上升渠道堵塞、下滑威胁不断，节节败退的中产对下一代是否能继承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动缺乏信心。
得不到的在骚动，已得到的也不能让自己有恃无恐。自然地，子女也就被寄托了所有的希望。
通向中产的关键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包括婚姻在内——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竞争非常激烈。
这是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描述的通向中产之路。尽管中产一词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不容争议的是要成为中产首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一定文艺鉴赏力，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然后才是从事专业、脑力性质的工作。
对日本新中产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
当今中国，情况也并不轻松。有条件的家庭虽然早已退出高考的游戏，但要留学需要的付出的努力并不比应付高考少；相反，相对于高考只看一次考试的成绩，留学不仅需要长期保持良好的成绩记录并熟练掌握外语，同时还需要参加类目繁多的课外活动，表现出自主性、领导力等所谓的全面品格素质。他们从一套选拔机制中退出，旋即又进入另一套竞争逻辑。
现代家庭多为核心家庭，一般只有一个子女（最多两个），当所有希望都系于一身时，没有失败时的可启用的备用方案，在激烈的竞争中，每一点细微的差异都会被放大，每一次小小的挫败都让人抓狂，每一项微弱的劣势都无法容忍。
学业竞争的压力也早已从中学传导到了幼儿园：当有别人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外教教授口语时，你怎么保证自己的孩子英语能赶得上他们？当幼儿园班上的其他同学都在分享暑假出国经历时，你怎么保证自己没什么经历可分享的孩子不会自卑？他们带着孩子来回奔波于培优班、兴趣班、游学夏令营，别人都早早地急冲冲奔跑，自己凭什么稳坐钓鱼台，只能随大流向前冲，并拼命甩掉其他人。
所以“鄙视链”一词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他们惧怕与不如他们的人为伍，因为这似乎象征着（或者会导致）地位的下滑。不管是教育还是婚姻，越是关系到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就越要抓住更多，鄙视链的层级也就越是森严，不容含混。
然而，把孩子送到国际幼儿园，放假就带孩子到处旅游，仅仅是“教育鄙视链”这条“不归路”的开始。当所有家庭不约而同加入这场竞赛时，各方投入的时间、精力以及最重要的金钱也你追我赶、水涨船高。上海有位家长在博客中感叹：教育支出已经取代房子成为家庭最大的经济负担。但这最大的经济负担又偏偏是自己主动拥抱和选择的。
进则用力过猛，退则焦虑心慌，在阶层流动的阶梯面前，中产的进退失据是我们这个焦虑时代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