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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算起到2023年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花了13年，而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就已经完成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同样，在城市化方面，中国也远远落后(如图3所示)。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人口红利消失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GDP潜在增速的下行。 如图4所示，在2004年刘易斯拐点之后，潜在GDP增速在2006年达到顶点，之后便是08年的金融危机，正式开启了中国GDP增速下行的周期。虽然这是需求侧冲击，但从长期趋势来看，供给侧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国GDP增速持续下行的关键。
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政策意图主要是从流动人口的角度延续人口红利。供给侧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刘世锦，2015;蔡昉，2014)，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有助于吸引人才，提升城市的创新活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价于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在劳动力绝对数量收缩的大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仍将从劳动力的数量(流动人口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从供给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
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也有需求侧的含义，它与深度城市化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一旦超过60%(也有说法是50%)，将进入增速换挡的新阶段。2018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37%。
如果以东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为参照系，从户籍人口角度来说，还有近40个百分点的空间。但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将大大压缩城镇化的空间。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也将进一步打开城镇化的空间，即使是将“准市民”这16%的部分人口变为市民，也能带来消费能力的提升。
据周天勇和王元地(2018)的测算，人口迁移管制对消费、收入和总产出都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将消费者划分为三类：城镇户籍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农村居民。2016年，按可支配收入消费率计算，这三个群体的人均消费分别为25382元、17702元和10138元。
因人口迁移受阻留在农村的人口的消费需求损失26665亿，因户籍限制而不能转为市民的非户籍城镇居民的消费损失为17150亿元，两项损失加总占当年消费总额的18.52%。除此之外，城镇化率的提升和城市群的建设，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需求。
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供给侧效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短期内，其对地产需求的拉动会更加明显，这实际上又会反作用于供给侧，对供给侧形成挤出。
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房价上涨与劳动力供给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有大量学术研究作为此结论的支撑。图4选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永钦教授在界面刊发的一篇文章，可见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逻辑很简单，房价上涨利于有房者，他们是城市的存量劳动力。
但房价上涨不利于城市新增劳动力，他们才是政策本应该关注的群体。房价上涨会增加潜在的新增劳动者的生活成本，必然成为阻碍其流向城市的因素。
针对本轮户籍制度改革，笔者与几位师友也交换过意见，一位在深圳从事投资的朋友认为，无论什么需求侧政策，“房住不炒”是必须贯彻的。价和量之间，政策更重视价，不能涨太快，也不能跌太快。他认为，华为从深圳搬到东莞，更加坚定了政策层的决心;另一方面，房价上涨的基础也没有了，这是因为居民的杠杆率过去几年涨的太快。
若考虑到房价的问题，货币政策不应有过多期待。如果再考虑住房空置率的话，据周天勇和王元地(2018)的估计，再加上这几年的新增住房，城镇存量住房可容纳近10亿人口，房地产投资对于需求的拉动，恐怕也不是长久之策。
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对本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评论是：第一，还是按规模定政策的老思路，限制“畅销”城市，解救“滞销”城市;第二，户籍不重要，与其挂钩的福利才重要。全面放开福利，没有一个城市扛得住，福利与户籍脱钩，放开也没有意义。第三，户籍主要是地方事权，执行靠地方，要想执行到位，财政得跟得上。
笔者的理解是，户籍制度改革，需要的是真金白银，一般而言，“畅销”城市财政状况好，有钱改，但仍然限制最多，而“滞销”城市，没钱改，即使限制取消了，也难以改变人口净流出的状况。而对于有些“畅销”但没钱的城市，又得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总而言之，户籍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剂良药，是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缓兵之计”，是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通行证”，它也将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但是，政策意图的实现，还需要其他配套政策(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改革等)的协助。
为了防止劳动力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成本迅速上升，决策层需要从劳动者的微观角度出发，进行成本-收益核算，这样有助于把激励搞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