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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户籍改革的一次突破。从7年前的“严格控制”到出现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的“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堡垒”终于有了点松动。尽管从权利意义而言，这并非终局。
我们为此等待了太长时间。在这样的历史跨度中观察户籍改革政策的变迁，是预见未来的一种方式。近十余年来，户籍政策的放松始自小城市，后来扩展至中小城市。此次新政落地，大城市的户籍藩篱也拆去了大半。回想制度设计之初，“严格控制”将决策部门对超大特大城市的态度暴露无遗。过去两三年，允许超大特大城市差别化和分类制定政策，开了道口子，但决策者依然审慎。现在，“大幅增加落户规模”传递出的紧迫感，算是政策逆转的信号么？
即使这样的判断尚嫌乐观，我们仍可以说，决策逻辑正在发生很大的转变。一种直观的解释是，中国希望新型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1亿农业人口转换为新市民，无论从投资还是消费的角度评估，带动的市场规模都是天文数字。而从城市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减，意味着谁能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谁就有可能赢得未来。由此不难理解，伴随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户籍改革却有不断加快之势。减速压力越大的城市，在户籍改革上越是激进。这是一种并非巧合的“负相关”。此时，“收缩型城市”进入决策部门的视野，正说明这种事关城市生死的竞争已趋白热化。
这可能引发一连串的事件。伴随户籍的放开，在更多的城市，人们期待无分别的公共服务尽早成为现实。特别是在求学、就业、医疗和养老等关涉民生福祉的领域。过去这些权利附着于户籍之上，几乎就是身份差别的代名词。不过1亿新市民安家落户，加上那些跨区流动的庞大城市人群——他们需要成为户籍意义上的本地人，是对人口流入地财政可持续性的考验。与此同时，尽管超大和特大城市户籍的放松只迈出了一小步，但至少跟过去相比，它指向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路径。这给了在那些城市生活的“北漂”“南漂”们更多的希望。
户籍改革走到了关键时刻。不妨再问一句，我们究竟想要什么？
从较早期的买房落户，到近两年各地频出的吸引人才落户的新政，在权衡的天平上，我们惯于将更多的砝码放在经济增长这一端。一些地方的政策制定者由此更在意户籍放松能否带来增量的经济价值——比如更强劲的购房需求，更广泛意义上的消费拉动。这是可见的经济后果，也可能为寻求增长动能的城市拓展新的领地和空间。
这样的逻辑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说，这可能是户籍改革的连带效应，是改革经济红利的一部分，但并非户籍改革的出发点。如果我们关心的并非人的权利本身——迁徙和定居的选择权利，原本为创造平等而生的新政策，就很可能制造新的不平等乃至歧视。那种打着科学规划的名义，在城镇化中动辄以高端、低端给人划线的做法，无非是这种观念的进一步扭曲。
这有悖于户籍改革的初心，也绝不是这项改革的归途。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这是一个市场主导的过程。人的城镇化建立在尊重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从思想解放到选择自由。每一个奋斗者的活力和创造力成就了城市繁荣。这样的繁荣更是为了让每一个平凡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的天空下。
我们需要重申这样的共识。现实地看，市场意义上的城镇化步伐，要快于户籍和统计口径上的城镇化进程。在寻找梦想和未来的人口洪流中，包括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也包括同样数以亿计的跨区的城市人口。就此而言，户籍改革快与慢，考验的是决策部门是否相信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否更积极更主动地顺势而为。否则，正在寻求新的经济支撑的中国恐怕会因此耗费更多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