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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降准空间已近下限
历史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最低水平为1999年的6%，此后再没有突破此下限。2002年以来，长期贸易顺差、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导致大量外汇流入，加之强制结售汇制度，中国的外汇占款不断增加，流动性被动扩张。
2008年以前，央行主要依靠负债端发行央票对冲外汇占款的增加，金融危机后，央行同时通过资产端和负债端收缩货币，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开展长短期回购操作回笼资金。2011年6月20日，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至历史高点21.5%(中小型为19.5%)。
2011年年底，“热钱”快速集中流出，外汇占款增长受阻，央行采取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平稳流动性。2013年至今，央行创设SLO、SLF、MLF、PSL、TMLF等货币政策工具，配合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实现数量型到价格型货币调控的完善。自2011年历史高点累计已下调8个百分点至目前大型机构13.5%和中小型机构11.5%的水平。
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超储率(超额准备金余额/各项存款余额)总体呈下行态势，主要包括存款持续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支付清算和市场效率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机制不断完善以及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能力增强等因素。
相较于美国、欧元区等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超储率处于较低水平。2008年以来，美国、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投放大量流动性，金融危机后，监管加强要求金融机构保持更高备付水平。
风险偏好下降，加之备付金的利息收入较高，借贷意愿不足，导致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快速上升。据央行测算，美国银行体系超储率最高时超23%的水平，2018年三季度，美国银行体系超储率在12%左右，欧元区在10%左右，远高于中国同期银行体系超储率1.5%(2018年四季度为2.4%)。
根据央行2018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在基准档次基础上，央行对金融机构还实施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考核政策，因此，实际执行水平可能低于法定要求，综合各项政策，当前全部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11%。
自2012年以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累计下调8个百分点，继续大幅下调空间已非常有限。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尚在进行中，控制货币供给量仍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是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操作工具。此外，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只适用于存款类金融机构，而中国存款类金融机构从规模和数量上占比均较高，因此，保持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理的。
当前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逐渐成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方式。公开市场操作较为灵活，且对金融市场利率具有较显著的引导作用，而存款准备金率缺乏弹性，直接作用于货币乘数，对市场预期和长期流动性影响显著。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存款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健全，未来央行将更加强调货币调控的主动性，通过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促进利率市场“两轨并一轨”，并且更关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针对性地微调预调，长期来看，准备金率的政策工具作用已在悄然改变，正在由央行管理流动性的常态化数量工具向逆周期调控工具的角色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