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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少了，意味着基金的收入也要减少。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董克用预测，降费使得养老保险当年基金总收入小于总支出的年份提前了。
董克用在4月23日的“养老与基金高峰论坛”上表示，如果不考虑财政的补贴，实际上2014年当期的缴费收入就已经小于当期的待遇支出了。
董克用展示的图表显示，在各级财政补助力度不增加的情况下，此次降费直接影响就是2020年就可能出现当年基金总收入小于当年总支出，而在没有降费的情况下，这个年份是2024年，也就是5年后。
前述社科院报告中，做出单位缴费比例为16%并将目前财政补助的增长率顺延到以后年份等假设后测算发现，从2028年开始，当期基金的收入将会小于当期基金的支出;到了2035年，基金收入、财政补贴加上累计结余，都无法满足当年基金支出需要。这两个年份距今分别仅剩9年、16年。
社保降费做大“蛋糕”
社保降费虽然会使得短期内基金收入减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长期看这将有利于做大“蛋糕”。
聂明隽表示，降低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调整个人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不仅减轻了企业的社保负担，还降低了参保缴费的门槛，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职工的参保积极性，将更多职工纳入到养老保险制度中来，形成良性循环。
聂明隽称，社保降费有利于做大养老保险的“蛋糕”，改善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一项意义非常重大、影响非常深远的战略性安排。
为何说降低了参保缴费门槛?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向记者分析称，以往大多数省份是以本省份上年度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作为缴费基数上限，60%作为缴费基数下限。但由于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统计范围比较小，而且工资水平比较高，因此导致缴费门槛也偏高，从而影响企业与参保人的缴费积极性。
以2017年为例，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6343元，同期私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3813元，前者是后者的1.66倍。
“以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作为确定缴费基数的上下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出现了标准过高导致负担过重的情况。”董登新说，因此统一调整缴费基数计算口径，是变相地降低企业、个人的社保缴费。
对于广大民企或中小微企业来说，在企业社保征收暂不变的情况下，它们往往按缴费基数下限为职工缴纳社保。缴费基数下限降低后，其社保缴费也将降低。
江苏某私企员工李先生向记者表示，公司按该市最低标准为其缴纳五险，一个月300元多一点，其月工资最低也接近4000元。记者查询发现，这比当地社保缴费下限高出1/4以上。当地采用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计算缴费上下限，调整计算口径后，李先生社保缴费将减少。
聂明隽表示，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均衡地区之间的养老保险负担，帮助困难地区确保发放，有效缓解结构性矛盾这一当前基金运行的主要矛盾。
此外，增加战略储备金，加大划转部分国资充实社保的力度，做大做强已有2万亿左右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各级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也逐年增加。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采取综合措施，积极稳妥地开展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加大基金中央调剂力度、不断提高统筹层次、加强基金监管等，同时不断加强制度的自身建设，使制度内在的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更加健全。”聂明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