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第三，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必须由认同美方标准的“专业人员”来解决，普通中国人不应该过度关注这个问题。持这一观点的行为体，其基本前提假设是“爱国是需要资格的”，且“这个国家轮不到普通大众来爱”，因此只有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先天认同美国超过认同中国的专业精英，才有资格关注和讨论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才有资格提交相关的方案。
这些观点的形成不是一夜之间的。从国际层面来看，这是20世纪40年代至今，美国在冷战以及冷战后的时间里，长期推动美式价值观和自由主义在全球传播的结果，是美国软实力对部分中国人群产生深刻作用的外部反应。
从中国自身层面来看，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过程中产生的冲击和碰撞，让部分人产生了迷茫乃至错误的认识。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事业，需要伟大斗争。
顶住美方贸易霸凌主义，妥善解决中美经贸摩擦，是伟大斗争;克服上述错误认知，正确认识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同样是伟大斗争。
要克服上述错误认知，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全面、辩证地看待中美两国的整体实力，深刻、准确地把握中美经贸摩擦的核心与本质。中美经贸摩擦发生在全球化的时代，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分工，这是一个客观的前提。
那种机械地用进出口数额多少进行胜负推算的观点，是基于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实践，其与当下存在本质的差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事实不符的。那种抽象地用对技术先进性的讨论取代对实际贸易情况的讨论的分析，意味着将具体的生产过程简化成技术体系中的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抽象地谈论哪一方具有创新优势，不提及具体的产业能力和制造体系，得出的结论因此形成了巨大的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