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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元表示，拥有户口一般来说要一个稳定的住所。从国际上的标准来说，在一个地方连续居住半年以上，就算稳定的住所。“但这和我们要求有稳定的住房，甚至是私有住房，不是一个概念。农民工到广州打工，要他们买得起广州的房子，这个要求太高了。那么就通过租房拥有公共户口，让农民工不过分流动，鼓励他们长期居住。”
针对贫困人口落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应该将这一群体的范围放大一些。“我认为，关键是农村的失能和半失能人群，他们在城市比在农村好，农村对他们的照顾是很不到位的。发改委提出，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但是农村失能半失能人群，其实比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的群体更大，问题也更大。”
落户后公共服务如何跟上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
王太元指出，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地方的态度。地方政府考虑到农民工市民化后，公共服务也要均等化，但公共服务的提供是需要地方财政拿出资金支持的，所以他们迟迟不愿意让流动人口成为城市市民。
“人来了，为这个城市创造了收益，财政的收入其实也有很大一块是这些人创造的，不给他们户口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需要一口气拿出全部的资金。”王太元说。
胡刚也表示，放开户籍的一个关键是配套要跟上，农民的孩子到城市去读书，需要医疗等公共服务。
根据《重点任务》，在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方面，今年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
杨伟民表示，中国存在财力和人口的失衡问题，经济在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中。这导致了地区和城市之间人力财力差距比较大，各个地区的人均财力或者人均财政支出水平，决定了两个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差距、社保的差距、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差距。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城市人口是跟着投资走的，而一个城市投资的拉动力，又与这个城市的行政级别有关。”党国英表示，关键是能否让市场来分配资金和土地，而非行政命令。
王太元表示，所谓的均衡发展，很多人的理解有误区。人口并不是按平均面积来分布，而是按照资源、财富的不同来分布的。比如说，上海(楼盘)每平方公里5万-8万人，有的偏远地区每平方公里不到1个人。“你认为是到上海落户合理，还是去偏远地区合理?”
“很多大城市周边，出现行政区划边缘‘断崖式’下跌的问题。这些地区怎么能够形成一整块区域，使人口合理流动呢?比如说，一个人在深圳(楼盘)就业，在周边居住，是不是也可以落户深圳?”王太元认为，均衡发展的关键是解决行政区划边缘“断崖式”发展的问题，应该将一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