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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元易服”就是服饰礼仪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反映，各断代史中的“舆服志”都对服饰礼制有详尽的记载。如祭祀时应着冕服;朝会之时着朝服;从戎着军服;遭遇凶事时，只能穿戴象征凶事的服饰。
即便是起义农民领导的太平天国，仍有服制礼仪的传统。直到民国时期，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还颁发了《服制》，虽然相比西方的讲究要简单得多，但还是对普通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颜色、用料有具体规定。
▍民国服制
国民党败迁台湾后，中国大陆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不讲究服制的时代，它深远地塑造了中国人的服饰观念，中国由一个自豪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变成了一个不知何为服饰体面，也不认为需要讲究体面的国家(相关内容可阅读大象文章《怎样才能穿的像个人物》)。
它导致1978年后，虽然中国人穿衣服有了更多选择，但除了极少人后天有机会接受西式教育，普通人对正装、休闲装的了解，只是从服装广告那里知道点鸡零狗碎，即使成为广告商眼中的“成功人士”，穿着休闲装参加重要礼仪场合司空见惯。
孩子们穿不上体面的校服，正因为大多数家长以及老师并不在乎学生的穿着是否体面，因为他们自己就不知体面为何物，所以，耐脏、耐磨、经穿仍是很多家长和老师们一致的选择。
他们认为穿上好看的衣服就会早恋，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青春年少时，经历过政府官员拿着尺子、带着剪刀守在校门外量头发长度、裤子宽度的一幕——当年老同志们“穿上喇叭裤就是流氓”的教育的确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