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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研究·固收】孙彬彬
摘 要
三重压力进一步叠加疫情负面冲击，就业形势更为严峻。3月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二季度因为毕业季容易出现失业率更进一步的上升。
这个结果既有总量的原因，也有结构的困扰。所以应对也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考虑：
总量角度，当我们讨论GDP的同时，需要关注就业。今年政府工作目标中有两个5.5目标：一个是GDP增速5.5%左右；另一个是调查失业率5.5%以内。从2019年以来，今年的就业目标要求最高。我们一直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但就业是国泰民安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要对经济有托底以及对新增的下行压力有对冲，换言之，一定的增速仍是就业的前提。
更何况2020年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是6%左右，目前的失业率正在滑出这个底线。
从这个角度出发，总量政策的应对只能是更加积极。
首当其冲是财政。因为三重压力叠加疫情冲击和外部因素，政府加杠杆是应有之义。这也是2022年最为确定的一个变量。
至于货币政策，仍然保留进一步加码宽松的可能，包括降息。
孙国峰司长在《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一文中谈及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时，作如下表述：
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就业目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这意味着首先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将就业纳入考量。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对于央行而言，法定职责写得很清楚，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关注就业。去年9月28日，易纲行长发表在金融研究上的《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这篇文章逻辑讲的更清晰，按照利率黄金法则，当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逻辑上就需要调低利率，央行的行动不会因为导致经济下降的原因不在于总量而不做，经济有压力，该宽松还是要宽松，包括量宽和价宽。
结构角度，在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型的过程中，很难“先立再破”，大多数情形都是“不破不立”。叠加即有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结构性失业的压力更为突出。这个时候在总量工具以外，需要更大力度的社会政策托底。当前就业最为脆弱的人群仍然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压力最大的则是背负着杠杆的家庭主要劳动力，从这个角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有效对冲上述群体的资产负债表压力，是当前政策可以纳入考量的选择。或者说更加彰显了政府加杠杆的必要性。
当然，我们一直谈的一个观点，政策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会如何。总量和结构是平行推进还是或有倚重，市场仍然需要关注政策重心和政策间相互配合的组合情况。
疫情“倒春寒”将经济拉回到起点。经济好不好，关键看就业。尤其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财税、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就业优先实施”，叠加“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与去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的表述相对比，更显任务之重。
1. 当 前 就 业 情 况 如 何 ？
首先看就业指标。中国的就业指标有哪些？虽然监测体系中各类指标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还是可以利用已有指标综合判断，感知就业情况。
官方最关注的就业指标是调查失业率和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其中又以前者为重点。两者均按月公布，调查失业率通常看当月值和变动趋势，新增就业人数则通常看累计值。
1.1. 调查失业率上行
城镇调查失业率自去年10月（4.9%）以来连续五个月上涨且上涨速度加快，3月数据（5.8%）已超出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全年目标上限，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更是大幅上行至2018年以来新高6%。
“今年稳就业任务更加艰巨。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较快发展，各种灵活的就业模式吸纳了许多劳动力就业。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2亿人左右。据调查，一些平台外卖骑手达到400多万人；有的平台上从事主播及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160多万人，比上年增加近3倍。”
——国家统计局就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制造业、建筑业在灵活用工存量中占比大，这与行业性质有关。许多从业者以任务导向工作，随着任务的完成而不断切换雇主，不签订长期正式合同。而互联网、居民服务等领域的规模扩张，则更多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有关。
另据《2021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测算，灵活用工市场2016-2019年复合增长率达45%，后续或仍有25%，市场保持快速扩张的结论与国家统计局的说法一致。
此外，虽然灵活就业能一定程度解决就业总量上的压力，但仍需关注从业者的就业质量。相当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灵活就业是迫于现实原因，如缺乏其它工作选择、经济压力大等，意味着这种选择更多的表现为被动而非主动。灵活就业扩张的原因既有新经济形态派生的需求，也有传统行业的就业岗位不足而导致劳动力供给被迫溢出，从而表现为就业数据的“蓄水池”。
灵活就业的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水平尚不及传统就业，月薪更低，五险一金覆盖率更小。访谈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灵活就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相关保障体系有待完善，难言这种就业方式能普遍缓解从业者的生活压力。
2. 近 期 情 况 如 何 ？
3月后疫情扩散带来的防控政策逐步趋严，再度对有关区域和行业造成深度影响：
代表性大中城市的地铁客流和百城拥堵指数在本轮疫情中快速下降，已较2020年更低。
此外整车货运流量指数亦快速收缩，或是防控措施下城市间物流阻力增大的表现，将抬高物流成本，甚至是原材料供应不畅使得工业生产受阻。
电影票房收缩是线下消费不景气的缩影，居民消费在疫情后已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疲软态势。疫情冲击更是雪上加霜，参照2019年，春节档脉冲后票房应在3月初完成回落并在此后维持稳定，但3月以来封控措施趋严，票房继续下滑、已与2020年初情况类似。
这些情况都表明，3月以来我们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3. 进 一 步 的 思 考
三重压力进一步叠加疫情负面冲击，就业形势更为严峻。3月的情况已经很不乐观，二季度因为毕业季容易出现失业率更进一步的上升。
这个结果既有总量的原因，也有结构的困扰。所以应对也要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考虑：
总量角度，当我们讨论GDP的同时，需要关注就业。今年政府工作目标中有两个5.5目标：一个是GDP增速5.5%左右；另一个是调查失业率5.5%以内。从2019年以来，今年的就业目标要求最高。我们一直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但就业是国泰民安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要对经济有托底以及对新增的下行压力有对冲，换言之，一定的增速仍是就业的前提。
更何况2020年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是6%左右，目前的失业率正在滑出这个底线。
从这个角度出发，总量政策的应对只能是更加积极。
首当其冲是财政。因为三重压力叠加疫情冲击和外部因素，政府加杠杆是应有之义。这也是2022年最为确定的一个变量。
至于货币政策，仍然保留进一步加码宽松的可能，包括降息。
孙国峰司长在《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一文中谈及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时，作如下表述：
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就业目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这意味着首先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将就业纳入考量。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对于央行而言，法定职责写得很清楚，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关注就业。去年9月28日，易纲行长发表在金融研究上的《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这篇文章逻辑讲的更清晰，按照利率黄金法则，当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逻辑上就需要调低利率，央行的行动不会因为导致经济下降的原因不在于总量而不做，经济有压力，该宽松还是要宽松，包括量宽和价宽。
结构角度，在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型的过程中，很难“先立再破”，大多数情形都是“不破不立”。叠加即有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区域结构变化，结构性失业的压力更为突出。这个时候在总量工具以外，需要更大力度的社会政策托底。当前就业最为脆弱的人群仍然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压力最大的则是背负着杠杆的家庭主要劳动力，从这个角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有效对冲上述群体的资产负债表压力，是当前政策可以纳入考量的选择。或者说更加彰显了政府加杠杆的必要性。
当然，我们一直谈的一个观点，政策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会如何。总量和结构是平行推进还是或有倚重，市场仍然需要关注政策重心和政策间相互配合的组合情况。
风 险 提 示
疫情超预期蔓延，国内外政策调整超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