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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财经联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出品的“政策发力稳经济”系列直播迎来第三场，本场讨论的主题是“美联储持续加息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如何应对？”
参与本场讨论的嘉宾有：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蔡浩。
三重压力交织推高美国通胀，粮食价格上涨还没真正到来
直播开始阶段，连平介绍美国近期货币政策收紧的背景在于高涨的通胀压力。连平表示，除了货币因素外，本轮美国通胀压力还有供给端方面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贸易战。数据清晰显示，“贸易战”造成美国市场产品价格出现较为明显上升。并且，这一因素依然没有明显减退。为了抑制持续高涨的通胀，美国总统拜登近期表示，可能会取消特朗普任期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部分关税。
二是疫情冲击。2020年之后市场供给短缺、运输不畅，造成物价飞涨。目前看，这种压力仍在，疫情对供给端价格上涨依然有助推作用。
三是乌克兰危机，造成能源、粮食、重要工业原料价格上涨，尤其能源价格涨幅较大。
“粮食价格真正上涨的阶段还没有到来，”连平表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都会因为乌克兰危机，带来粮食供给方面短缺。乌克兰是主要小麦供应国家，由于战争因素，小麦产量至少收缩30%以上，全球粮食供给出现缺口。同时，俄罗斯小麦供给也会受到战争、制裁等因素影响。未来粮食价格会继续影响全球通胀水平。
三个方面外部压力交织在一起，美国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张货币政策。去年年底，美联储在多个场合表态说“通胀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但是在今年3月份之后，判断完全发生了变化，“因为通胀已经非常明显地摆在面前，到了货币政策不得不要采取高压手段的时候了。”
连平预计，通胀会推动美联储在二、三季度加快加息步伐，货币政策收紧或持续数年。美国经济能否承受？连平指出，通胀、疫情、货币紧缩局面下，预计美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或四季度明显放缓。一旦经济出现较为明显放缓，美联储就很难继续实施偏紧的货币政策。能否维持缩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连平指出，如果下半年到明年能源价格继续高位波动，或者明年上半年粮食价格大幅上升，“美联储货币政策即便再紧，恐怕也很难抑制通胀”。
连平认为，美联储本轮加息背景特殊，有些类似1973年-1975年石油危机和1979-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机。“这次更加复杂，因为有乌克兰危机，而且短期内看不到乌克兰危机迅速解决。”
货币政策注重总量和结构 价格型工具要谨慎
连平分析，受疫情冲击、出口预期放缓等影响，加之乌克兰危机、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大，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连平认为，要实现今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最重要的还是内需。“因为国际市场问题我们可以尽可能规避，尽可能推动和刺激，但不能最终把握。”连平强调。
通常来说货币政策有四方面目标——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连平认为，货币政策主要实施方向在于稳增长和保就业。需要支持、配合和协调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平稳运行。
国际货币政策收紧、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国内货币政策必然受到限制，需要加以平衡和抉择。连平提到，近期高层会议提到需要通过总量和结构政策来加大操作力度。其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在总量和价格上均有影响，具有“一石三鸟”的功能。
为什么只提总量和结构，而不提价格型工具呢？连平指出，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中美利差某些领域已经出现倒挂，接下来可能出现更多倒挂，“这种情况下，应用价格型工具需要特别谨慎”。
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完成，更多银行信贷定价通过LPR来实施。这种情况下，动用存款基准利率工具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汇率政策需要兼顾经常项和资本项 人民币汇率管理工具丰富
连平表示，从大的理论框架来说，汇率政策也属于货币政策。近期人民币大幅贬值，一方面因为美元指数大幅走强，另一方面在于中国经济本身支持人民币走强的因素在起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在去年底到今年初，整体呈现下行态势。”此外，出口受到一定压力，今年可能不及去年那么好。原本支持人民币走强的这些积极因素，都有可能走弱或打折扣。
人民币贬值能否接受？连平鲜明表示，中国经济对于10%以内贬值幅度应该可以接受。在他看来，汇率政策需要兼顾经常项和资本项两方面合理需求。
一定幅度内的贬值，有利于出口，能够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但是中国不仅是制造业和出口大国，还是引进外资的大国，“贬值对于资本项下是不利的”。如果人民币持续大幅度贬值，外资可能外流，内资也有可能外流。
此外还应该关注到，人民币如果出现大幅度贬值，还会强化输入性通胀压力。所以，汇率保持区间波动，基本稳定，有一定的弹性是最好的。
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底气在哪里？连平分析，首先中国经济韧性还在，同时平稳的国际收支顺差也会带来支撑作用。近期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调升至12%以上，也有助于增加各国央行持有人民币的需求和信心。
连平表示，人民币汇率管理工具箱丰富，包括逆周期因子、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央行和商业银行开展外汇掉期交易等。这些工具可以调节供求关系、汇率机制、市场流动性及交易成本，以达到调节汇率的目标。
同时，还应该看到我们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干预市场的最后工具，当汇率对经济体产生巨大危害时，该出手干预还要出手。”
连平总结，货币政策总体要内外兼顾，同时应用好汇率政策，使得人民币汇率在一个基本稳定的区间波动，减少对中国经济不利的影响。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协调发力 可以适当发行抗疫特别国债
在问答环节，蔡浩提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份以来多次表态，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主席保罗·沃尔克，似乎不惜牺牲增长也要把通胀压下去。
在蔡浩看来，美国本轮通胀供给层面的原因占比较重，通过不断加息来达到抑制通胀，结果令人存疑。美联储有没有可能让加息步骤在三季度末或者四季度开始放缓，甚至是开始调整？
连平对此回应称，拜登现在遇到的情形和里根当年完全不同，“搞得不好，有可能经济快速回落，甚至不排除出现衰退，（美联储）很难坚持运用非常紧的货币政策。”
“美国货币政策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之后出现变化。”连平补充称，当然还是要进一步观察通胀形势和全球经济运行态势。
今年以来要稳增长，保就业，稳市场主体，光靠货币政策显然是不够的，财政政策有哪些发力点？
连平表示，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没有一定规模合适数量的社会资金匹配，财政政策效应就可能打折扣。接下来需要更多关注货币政策如何保持流动性，跟积极的财政政策所需要的力度真正匹配起来。
提及房地产，连平指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运行中非常重要的一块。经济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对房地产市场做更多调节，是有必要的。与此同时，要坚定“房住不炒”，对于房价上涨、炒房还是要采取相关的措施。
至于特别国债，连平认为不能把现在的情况简单和2020年相比，适当增发一些有关抗疫方面的国债是有需要的，但是数量不一定像2020年那么大。
蔡浩总结称，每次国债大批发行都会引起市场的关注，因为需要货币政策提供流动性去进行支持，所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能在今年需要更加协调发力，保持更高步调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