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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而言，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是一个严峻挑战，必须审慎应对。但一些人言之凿凿地认为，这将是中国经济的末日，显然是夸大其词，更是严重地低估了现实的复杂性和中国的应变能力。
从表面看，TPP标志着一个世界上最大自贸区的诞生，经济规模占到世界总量的40%。但TPP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必定是有限度的。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经济总量不等同于相关贸易。TPP只约束12个缔约国间的贸易。而这12国内部贸易还不及中国一家的外贸总额。对TPP中的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而言，中国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也还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TPP即使大大利好12国内部贸易，但他们与中国贸易同样不可或缺，因 TPP出现严重倒退，对这些国家自身经济也是重大冲击。
第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仅仅是价廉物美，还有较好的营商环境及产业链的完整。不然，墨西哥早就与美国缔结有特殊贸易关系，为何在很多领域竞争不过中国?同样的，东南亚很多国家成本已低于中国，但很多转移过去的工厂还是要回流中国。TPP会利好一些国家，会给中国制造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应对得当，肯定不是灭顶之灾。
第三，尽管中国经济治理中有颇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能维持30多年的高速发展，政府的有为不容否认。当然，有些措施需要改进，垄断问题需要解决，但它拥有的应变能力，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家。过去30年，中国崩溃论已风行过很多轮。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其实，换个角度看，TPP对中国何尝就没有积极意义?可预见的至少有三点：
第一重积极意义，鞭策中国寻求规则制定权。
按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说法，之所以推出TPP，原动力就是对中国规则制定权的恐惧——“当超过95%的潜在客户生活在我们的国境之外，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
一个规则的制定，关系到一个产业的繁荣还是衰亡，关系到几千亿美元乃至过万亿美元的走向。正是因为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以美元成了无法撼动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获取了丰厚的铸币税。
美国看到了挑战。“一带一路”的出台、亚投行登场以及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的亮相，都充分说明中国正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虽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不会挑战国际秩序，但不合理的秩序显然需要恰当改变。
TPP是按美国规则制定，但这势必刺激中国制定出更多因应规则。竞争必然会提升博弈水平。TPP谈判已推动中国和韩国、澳大利亚缔结较高水平自贸协定，在多边领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自贸谈判也在加速进行。
第二重积极意义，促进WTO改革求变。
TPP粉墨登场，固然有美国制衡中国的战略考虑，但客观上，也同世界贸易组织无所作为有着密切关系。
以削减贸易壁垒为任务的多哈回合，虽谈判十来年，但进展极其缓慢。南北矛盾尖锐是根源。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开放工业品和服务市场，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降低农业补贴并开放农业市场。多边妥协的谈判机制，更使各方互不相让，扯皮也就没完没了。
也难怪《金融时报》惊呼：正当全球经济需要强有力的引导之时，WTO却形同虚设，“以至于在某些时候，WTO不过沦为双边贸易诉讼的仲裁机构”。
尽管美国有私心，但TPP在环保、劳工、原产地和政府采购等很多领域的高标准，还是体现出自由贸易的本质，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TPP由此被认为是“升级版的WTO”，不是没有一点道理。WTO要不被边缘化，就必须有大动作。
第三重积极意义，倒逼中国加快改革。
对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而言，重大的改革往往必须在一定压力下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看，TPP是重大挑战不假，但对中国深化改革也未尝没有积极意义。
如上所述，TPP一些条款，虽然严苛，但也不无可取之处，可以说给改革中的中国树立了标杆。中国与其他国家缔结自贸协定时，肯定也会有所参考。同时，越南作为与中国国情类似的国家，如何转型适应TPP，更好比是给了中国一个绝好的观察对象。
而且，TPP不仅仅只是贸易，还牵涉到外交、内政等很多深层次问题。坦率地讲，有些领域改革之所以在中国裹足不前，原因不外乎是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有了TPP的严峻挑战，相关领域必须加快改革。
TPP不是洪水猛兽，更多是一种镜鉴。它提醒中国，不进则退，当下要做的，就是研究新规则，适应新规则。更重要的则是，引领并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新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