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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谨以此文致敬这些创业路上的追梦人。他们真正“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梵高的这句话可以形容科学家创业者的心声。
“科学家不擅长（做企业）！他哪懂什么叫经营管理？什么叫绩效考核？什么叫股权激励？这才是企业家成功的关键。”海银资本创始合伙？王煜全谈到科学家创业时言辞激烈。
在他看来，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是靠科技企业家来完成，不是科学家，但中国过分强调了科学家的价值。美国的创业公司科学家占股只有1%-2%，中国的科学家因为有资源能拉到政府上亿投资，不愿意占小股，没有办法让公司按照商业逻辑经营。王煜全呼吁，“（社会）不要给科学家创业的幻觉。”
过去，资本对科学家创业的态度偏悲观，并不认可。但是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投资人来了180度大转弯，又开始疯抢科学家。中国的风险投资第一次在投资科学家创业上达成共识。
资本追捧科学家的另一面却是，投资人并不认可科学家亲自下场创业。他们更倾向于其技术入股，从产业界找到合伙人作为CEO，组成创业梦幻团队。
这样的模式遭到科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有志于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如果有投资人前来交流，但本身却质疑科学家是否适合创业，我认为就没有必要交流了。”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科学家金贤敏很硬气，2021年他有了一个新身份——图灵量子的创始人兼CEO、CTO。
不是所有的科学家创业都能这么幸运，一下场就获得近几十位投资人关注，收到10份TS（投资意向书）。
但更多的科学家仍然坚信，“只有亲自下场创业，才能赢”。
在这些科学家创业者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成功后的喜悦，却鲜少了解中国科学家创业的血泪史。真实的科学家创业图景，有着创业者的愤怒与无奈，也有人性的幽暗与孱弱，更有商业江湖的残酷与荒诞。
为什么科学家与投资人相互吐槽：我被骗了？为什么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在中国走不通？为什么信任度在中国的科学家创业生态里如此稀缺？
一连串追问背后，我们探寻到，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硬科技创业生态成熟度的现实困境。
科学家创业：
我们被资本骗惨了
在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圈子里，流传着很多科学家创业被骗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
早些年，科学家创业很难获得资本的支持。大家都不太愿意投。
一位有过失败教训的科学家创业者讲述，2006年他第一次创业做科技成果转化时就出了问题：“当时我们团队只是作为技术一方，出资方是大股东，管理由他们负责。投资人并不下场而是委派职业经理人来做CEO。”
多方投资人之间出现了纷争，“都想管理人、财、物，导致各部门之间壁垒特别大，山头林立，内耗严重。”
硬科技投资周期长，回报慢，投资人却想赚快钱。
2009年国内房地产投资火爆，投资人把公司抵押开始搞房地产，后来房地产投资失败，把企业也拖垮了。
当时愿意投资科学家的资方多是煤老板、房地产老板。
某科研院所的科学家们也有过一段辛酸往事。
李文回忆，一开始大家还觉得这些老板挺有情怀。接触多了才发现，原来他们投资这些项目是为了打着科研院所的旗号，去获得地方政府给的其他资源，例如拿地。
“我们遇到过很多次。他们说得都很好，看中这个技术，特别有前景，我也不图挣钱，就当做公益。”李文说，“他们都是打着这种做公益的旗号，我们当时都信了。”
这些投资者往往拥有51%的股权，作为大股东；科学家是小股东。大股东把小股东直接扫地出门，技术拿走以后再成立新的公司，这个公司就废掉了。李文说，“小股东很弱势，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早期科学家跟投资人合作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大多数都是这么被搞死了。”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也有过类似经历。他还在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做科研的时候，当时国内还没有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政策与鼓励制度。科学家们对于如何做科研成果转化缺少参考，也没有专业的VC关注这方面。
他发现，短期资本和科学家合作到两年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什么原因？
“短期资本的回报周期就是2-3年。”米磊认为，科技创新的规律是需要五到十年的长周期才能爆发，这与短期资本的需求相矛盾。中国过去大多都是短期资本，很难去做硬科技。
吃到苦头的科学家们认为，要想做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得亲自下场创业，掌握主控权。
科学家：
我为什么一定要亲自下场创业
“科学家创业，别人会觉得是为了赚钱，对于学术声誉是有伤害的。”
疫情期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量子计算领域的青年科学家金贤敏在家想了几个月，到底要不要亲自下场创业。
“光量子就是典型的双长制模式。CEO欧雷强是一名美国人。他是一名连续创业者，创办了几家生物医药公司都成功退出。2010年，他跟美籍华裔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联合创办了百济神州。
王煜全介绍，CEO就是科技企业家，擅长的是把一个科技成果给孵化出来。美国有专业的连续创业者群体来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会把它卖掉或者上市，他们成功实现退出，然后再去高校找技术做转化。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社会分工。
“美国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的规则，当企业家来谈科技成果转化的时候，他就是主导，但一定要聘教授做首席科学家，而且给很少的股份。原因很简单，我是大股东，风险都是我来承担。一般来说，这些人天使投资就自己投，然后再去拉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看中的不是教授有多牛，而是看这个企业家原来成功过没有。”王煜全说。
把自己的技术交给别人？中国的科学家从心态上就接受不了。
不信任!
退而求其次，能不能给科学家搭档一个合伙人负责企业管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科学家依然是第一大股东。
“太理想化!” 曹鹏律师发现，做相关法律工作这么多年，就没见过几个这种模式成功的。“我们也曾经试图这么做，觉得这是个挺好的思路，但现实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人。”
合适的人首先需要懂企业管理，有经验；其次还要懂创业阶段公司的管理；第三，更重要的是，能否耐得住。创业阶段收入不会太高，比较艰苦风险也较高，整个创业都不一定成功。你愿不愿意承受？
第四，科学家得能看上，互相信任，互相理解。
最后这一点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外面。
信任是最难的。
“科学家虽然不懂商业，但毕竟是科技上的权威，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要自己做主。越大的科学家越容易存在这种问题。”曹鹏发现，不熟悉的人很难建立信任，要么说服不了科学家，要么科学家会认为你趁他不懂商业，给他挖一些坑。
因此，科学家更愿意找自己的学生来做CEO。
首先，学生懂自己的技术，能够把技术进行传承；其次，师生间情谊有天然的信任度，比较好掌控。
但是找学生，整个团队互补性比较差。学生可能也会经验不足，不一定能当好一个CEO。
阎镜予一直在做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早期投资，他会给科学家传授经验：如果有创业的想法，最好能够提前两三年在行业里去混，通过各种论坛、活动跟行业里的高管们交流，这些人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创业合作伙伴。不要等到创业了才临时抱佛脚，没有两三年的磨合，很难建立信任度。
中国科学家的信任基础为何这么难建立？美国模式为什么在中国走不通？
“中国人创业把企业当家，把企业当儿子的感觉很强。”阎镜予说， 很多时候，科学家会觉得这个技术是我的，我天然应该是公司的灵魂人物，所以不愿意技术入股。如果技术入股，灵魂人物就会成为对方。
“创业到最后可能还是人性的考验。”
中科创星的米磊认为，问题的核心不在科学家身上。
“科学家不愿意让渡的，除了股权，还有控制权。”米磊讲道，过去很多案例都证明了，失去控制权，最后大概率都会失败。所以，在中国科学家坚持要做大股东。
国外有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体系。“什么东西都照搬西方是不现实的，因为生态环境不一样。科学家创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创业的生态不成熟。”
随着一批硬科技企业的崛起，会培育出成功的中国硬科技企业家。未来这些人再去找科学家合作，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从高校和科研院所走出来并创业成功的人，有能力、经验和资源去转化技术，科学家肯定愿意合作。
到时候，这些人也可以把高校的技术，转化到成功的硬科技企业里去，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目前，中国处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初级阶段。国内企业的技术含量整体不高，不具备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条件和能力。等现在的硬科技企业发展起来，培养出几千家、上万家的硬科技企业，就可以把科学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承接过来。
“我认为就是科技创业生态成熟度的问题。中国没有一个很好的科技创业平台和生态去支撑科学家，导致他们只能自己下场干，才能够把事最终做成。等生态成熟，科学家‘被迫’亲自创业的人会少很多。”
“科技创业生态的成熟，中国大概需要20年的时间。”米磊说。
中国的拜杜法案来了？
中国的科学家投身创业潮可以追溯到2015年。
2015年10月1日，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实施，首次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给高校和科研院所。
这被认为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里程碑。
2022年1月1日，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实施。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将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写入法律，明确提出，鼓励科研单位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激励科学技术人员。
中国版的拜杜法案来了？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拜杜法案》，被认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最鼓舞人心的美国立法。”在此之前，美国也出现国家资助项目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拜杜法案的重点是把国家科研基金资助下取得的科技成果、专利发明，通过立法将归属权从国有变为高校或科研机构所有。
根据该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大致是“一分为三”：约1/3归学校或公司，约1/3归研发团队，约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该法案提高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对美国的科技创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法案生效后的几年中，美国的科创成果转化率增长了10倍之多。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院长殷召良表示，中国2007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就有参考借鉴美国的拜杜法案。“中国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实践一直在进行，这次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在改革试点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早在2020年，科技部等9部门发布了128号文，在全国选择40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试点，探索建立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机制和模式。
“关于授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可能还会有争议。因为涉及到国有资产的管理问题，以及国家权益的保护问题。另外目前条文用的词是探索，并没有真正的明确界定这个权利归谁。”殷召良提醒。
给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放权的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下放。有些单位或领导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多为国有，国有资产流失、涉嫌侵占国有资产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科学家创业最难的是学校层面不符合商业逻辑。明明是好事，但学校就是不批，行政上不敢担风险。无力感……”一位正在创业的科学家在此碰过壁。
浙江大学的禇健案、清华大学的付林案、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案……
“很多科学家吓着了，科技成果转化还有牢狱之灾？”曹鹏表示，国有资产的安全问题，是科研单位最担心的。
比如说某个技术，现在评估1000万元，转化若干年后变成上千亿的产业。那时很有可能被追责，当年怎么评估的？为什么把国有资产评估得如此低廉？
有创业者追问，国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成否解除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
“很多应用型论文不进行成果转化就是一张纸。”米磊认为，一个先进的技术，放十年不转化，最后很有可能折旧到一文不值。
阎镜予作为投资人，最关心的是科学家创业知识产权如何去界定，怎么能够明确的说清楚哪些是公司资产，哪些是个人的资产，哪些是学校的资产？
大部分科学家在创业之初，可能没有完全脱离学校，还是兼职在创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新产生的知识产权，跟学校之间是什么关系？
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上的股权比例千差万别。“导致我们投高校项目的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预期。甚至有时候还给科学家出谋划策，去解决学校的评估问题。”阎镜予希望，最好能够给早期投资人，在学校政策端有相对明确的预期。
为什么中国到了科学家创业时代
当前，中国已经到了科学家创业的时代。
阎镜予分析，主要包括五重原因：
第一，中国在硬科技领域面临着卡脖子问题。这不是过去商业模式创新的创业方式能解决的，必须要从技术本身来解决问题。
第二，估值问题。现在二级市场有较多的破发情况，二级市场在倒逼一级市场必须要往前走做早期投资。因为过去这种只投Pre-IPO项目的投资机构，在一二级市场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有一定的获利性。但现在发行价倒挂，破发屡屡出现，导致过去这种Pre-IPO式的投资收益已不太明显。所以，需要往更早的方向去投资科学家创业。
第三，科学家创业的造富效应。大家都看到了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创业成功的示范性，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项目开始涌现。相比过去，科学家创业的项目池，已经扩大很多。
第四，退出通道。科创板和北交所这两个渠道，都可以看作是给投资科学家创业定向开放了退出通道。过去企业需要做到一定的盈利水平才能退出，现在尤其是像专精特新这样的企业，可以从新三板的创新层转板北交所，科技类的企业比较容易在财务指标上实现。这种退出渠道，也进一步加大了资金向科技创业方面去倾斜。
第五，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的大力扶持，一方面允许科学家自主创业，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在高校或科研院所中的知识产权评估、入股的问题，进一步激发了科学家创业的热情。
这是科学家创业最好的时代。
然而，当时间来到2022年，后疫情时代下的资本寒冬，暗潮涌动的国内国际局势，对科学家创业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能够穿越危机，千锤百炼突围而出的创业者，才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科技企业家。
“中国科学家创业”之困背后的真问题是时间。科技创业生态的建立需要时间，需要一代创业者的成长。
如果要给时间加个期限，也许要等20年。
（注： 文中 李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