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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三位经济学家，分别为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教授菲利普·戴维格（Philip Dybvig），以表彰他们对“。”
正文
1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银行与金融危机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三位经济学家，分别为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华盛顿大学教授菲利普·戴维格（Philip Dybvig），以表彰他们对“银行与金融危机”的开创性研究。
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宏观经济学这一分支，授予了三位研究银行，尤其是开创性地探究在金融危机下银行这一金融中介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未尝不是诺奖委员会以这种形式来引起大家更加关注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潜在的经济衰退风险。
伯南克、戴蒙德和戴维德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相互印证并强调了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指出了银行在面对流动性危机时的脆弱性会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无论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治理，还是疫情开始以来引发的全球金融系统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政策决策者无不大量依赖于他们三位所作出的基础且开创性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三位获得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当之无愧。
用更通俗的话解释，他们三位研究的是如何避免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所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即如何通过金融中介理解和降低宏观层面的经济波动。即使他们的主要研究都发表于上世纪80、90年代，但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经济警告，还是驱使市场深入理解流动性和金融中介的重要性：比如南欧国债市场的流动性枯竭，英国养老金（LDI策略）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以及瑞信面临一些客户的终止合作等（可以看作是挤兑）。因此，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比较理论，但是还是可以赋予其现实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金融中介的作用和避免系统性风险。
2 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戴维格（Philip Dybvig）：银行挤兑和金融风险
2.1 生平简介
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美国金融协会（AFA）前主席，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Merton H. Miller 杰出服务教授），主要从事金融中介、金融危机和流动性相关研究。1975年戴蒙德获得布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6-1977年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80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9年至今在芝加哥大学任职。先后获得2012年摩根士丹利-美国金融协会金融卓越奖，2013年苏黎世大学荣誉博士，2018年奥纳西斯金融奖，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等。
菲利普·戴维格（Philip Dybvig），华盛顿大学金融学教授，主要从事银行、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相关研究。1976年戴维格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并于1978年、1979年分别获得耶鲁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和金融学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耶鲁大学教授，以及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1983年与道格拉斯·戴蒙德共同提出Diamond-Dybvig模型。
2.2 主要贡献：银行挤兑，奠定银行与金融风险研究基础
戴蒙德和戴维格通过研究说明直接借贷行为最大的弊端来自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投资项目偏移和项目风险偏移，而解决之道就是引入金融中介，并分散化投资风险以降低其中介的监管成本。与此同时，通过对不同期限的项目投资（经典模型包含了即期（T0）和远期两类（T1））匹配不同期限的流动性需求。
通俗讲，借款人和贷款人的期限目标不同，通常是短期储蓄匹配长期贷款需求。 银行作为中介能够缓解借贷双方期限的不匹配，将所有的储蓄整合，而不必拘泥于一一对应的借贷项目，做到各主体共同承担更低风险的同时共享更高流动性。 另一方面，银行作为流动性创造重要的一环，面临信用危机时，将会陷入挤兑困境。
作为获得此次诺奖的奠基性成就，戴蒙德和戴维格在1983年所撰写的《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提出银行挤兑（Diamond-Dybvig）模型。分析了银行挤兑的成因，并认为会导致两个均衡终点（其中包含了银行挤兑和最优配置）。引入政府的存款保险机制可以降低银行挤兑的概率，得到更优的存款合约。然而海外存款保险机制仍面临道德博弈，如银行无法审慎行使代理监管职责，偏好高风险、高收益的长期资产。另一方面，即使银行当好了代理监管这一职责，宏观经济依然会产生大幅波动，从信贷的角度看即信贷周期。
3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应对金融危机
3.1 生平简介
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1953年生，1975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其研究范围包括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史等，著作有《大萧条》、《行动的勇气》、《金融的本质》、《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等。以2002年与2014年为界，伯南克的人生可划分为3个阶段：2002年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著书立说，1987年成为美联储访问学者，以研究“大萧条”闻名；2002年—2014年历任美联储理事、美联储主席，2009年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2014年2月1日到任，离任美联储主席，加盟布鲁金斯学会，参与经济研究，重点关注经济复苏政策。
3.2 主要贡献：金融危机应对
伯南克在学术上的贡献有两方面：一是大萧条产生的原因、银行在其中的作用和金融加速器理论；二是央行货币政策的研究。
伯南克获奖的主要贡献是其在大萧条传导机制方面的研究。在1996年伯南克、格特勒以及吉尔切菲斯特撰写的《金融加速器与安全投资转移》中，正式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论，验证了金融加速器是外部融资溢价变化的结果，并于1998年进一步提出了BGG模型。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金融危机中除了货币的传导机制外，信用市场中的摩擦成本放大了外部冲击的效果，导致经济出现较大波动。
金融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使得“金融加速器”催生了资产泡沫；危机早期种种因素导致货币收缩时，货币收缩通过金本位在国际间传导；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银行恐慌提高交易成本导致危机进一步深化。
具体而言，金融加速器机制即在衰退或经济遭受负面冲击时，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企业净值下降，甚至导致部分借款人难以还款。此时银行坏账率上升将迫使银行一方面审查贷款更加严格，中小企业借贷成本升高，另一方面，银行由于害怕挤兑而停止流动性较差的长期贷款，大幅减少对优质贷款人的借贷，银行无法正常发挥金融中介功能，融资市场陷入瘫痪。简言之，企业净值下降会进一步导致企业的外部融资（或叫投资代理）的成本提升。而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上升叠加内部资金减少则将压制企业自身的投资意愿，导致企业下一期的总产出受到影响。至此金融加速器放大了外部冲击对经济波动性的影响。
3.3 央行货币政策理论
伯南克还创造性地提出央行应采取灵活的通胀目标制，不必过分关注资产价格。面对危机，伯南克主张采用通货膨胀式的货币政策，央行应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以遏制金融恐慌，降低金融体系的交易成本。
在实践方面，次贷危机爆发后，伯南克带领美联储采取的一系列救市与刺激经济行动成功带领美联储度过危机。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市场基本瘫痪，美联储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对重要金融街机构实行救助，稳定金融市场情绪；启动零下限利率以及非传统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
当然，伯南克对危机的应对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危机初期美联储对危机反应滞后，未及时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以及危机对经济产生的破坏力。另一方面，危机期间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饱受争议。但是这些都不能否认伯南克对危机经济学的贡献以及在2008年危机中力排众议采取的救助行动。最后用伯南克在《行动的勇气》一书中的话来结束：“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金融危机中没有空想家”。
4 启示
2020年以来，美国的再次QE和全球其他国家开水龙头撒钱，确实是绕过了金融中介和监管这一步骤直接把钱交到居民和企业部门手里。不可否认的是，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但其不加辨别的撒钱也导致市场上流通货币大幅增加。这也加大了金融机构在储贷双方的持续失衡的情况下（储大于贷，流动性溢出）对于贷款项目的监管难度。
在今年美联储大幅加息以前，可能银行还不那么困难，毕竟超低的吸储成本（低利率）还让其选择贷方是可以考虑一些高信用，低息差的项目。但随着美联储大幅加息，其负债端成本的持续上升以及巴塞尔III条例和D-F法案等监管条例的限制，使得银行举步维艰。面对疲软的贷款需求（金融加速器理论）以及过高的资金成本，银行很可能无法完全履行其代理监管的职责，从而生成次级信贷。这也违背了戴蒙德和戴维德的”代理监管“职责，以及分散化，最优化风险的结果。
引用戴蒙德和戴维格的论点：当经济情况糟糕逐渐达成共识后，可能通过自证预言（Self-Prophecy）将经济带向另一个不好的均衡：即有部分风控管理较差的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从而产生系统性风险。2018年的德银和2022年的瑞信或多或少都是如此，当年的德银剥离了多条业务线并收缩重组勉强在经济尚好的年份摆脱了风险。而当下的瑞信配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2022年，至少资本市场的反馈来看，或多或少这个黑盒子里藏着是人们对于其不信任的“期待”。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俄乌冲突的持续演化，欧洲的实质性衰退以及美国经济吊着的最后一口气无不暗示着全球经济衰退乃至区域金融危机近在眼前，在这个时间点上，给三位致力于研究银行在金融危机和衰退中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以学界最高的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以这种方式来号召大家关注当前的经济形势，直视银行业和 整个金融中介当下所蕴含的系统性风险。经济衰退并不可怕，宏观层面经济的波动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提前排雷，提前准备，主动调整，保持金融中介良好、审慎的运转是安全平稳度过眼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必要条件。同时，打铁还得自身硬，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提高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创造更高水平的市场和开放制度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