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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军拿起电话就问：“要么是异常反应，要么不是，什么是不能排除呢?”一个平静的男声答：“这是术语。”后来，又有人私下解释：“不能排除有关，意思就是有关。”
他相信地挂了电话。
QQ群继续有新家长入群，对话每次都在反复：鉴定是有关、无关、不能排除，还是偶合?小孩什么病，现在状况怎么样?王红军很少发言，“我不太懂”，他又对着报告琢磨，早知要接种这个疫苗，他肯定拒绝。
然而，谁都无法预料，“恶魔抽签”会不会抽到自家。
没有和王红军商量，卫生局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出处理决定，补偿25万元
2014年3月，王红军找到了霍城县卫生局。他原以为，有了鉴定，事情会好办得多。
群里的一些家长暗暗觉得可能没这么顺利。
直到今天，王红军捏着霍城县卫生局两页纸的处理决定，依然一肚子怨气，“没有和我商量，卫生局直接就对疫苗企业作处理决定了”。
按照这份处理决定，王红军家可以拿到残疾生活补助费25万元，医疗费用凭据支付，伤残用具凭医疗机构的证明计算。
苟先芬也从贵州当地卫生部门拿到了一份补偿协议。不同的是，卫生部门曾与她协商，双方最终签订的是协议，而不是单方作出的决定。小孩病情相近，她获补偿133万元。
从未进过法庭的王红军，此刻被推到诉讼的起跑线上。
彼时，儿子病发快两年，王红军的葡萄仿佛也受到疾病感染，显现颓势。2014年除夕，王红军从新疆跟车到福建，处理2013年来不及卖的葡萄。他记得，还没出新疆，司机就下车放了一串鞭炮庆祝过年。
此行王红军共拿到10万元，除去3万元车费，2.7万元冷库钱，入场费7000元，还有3万元是代别人卖的，七七八八扣下来，自己只剩两万元多了。
“2014年更不行了。”王红军叫苦，葡萄卖价继续下跌，他连农药钱、化肥钱都欠着。
葡萄好像真的和他较上劲了，那两年，每卖一回，几个月后儿子的腿就骨折一次。他猜，可能是骨头变脆了，儿子上身移动的时候伤了腿;他又自责，是不是给儿子翻身擦洗的时候太用力，扭到了骨头。
这些猜测没有结论，每一次，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的腿肿起，再送到医院打钢板。打了两轮之后，儿子的腕、膝关节像卡住一样，任王红军怎么摇也动不了。
2014年秋天降临的时候，这个农民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判决书。霍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共可以获得120万元补偿和补助。该金额比县卫生局的决定多了数倍。
王红军觉得太少，上诉;企业觉得太多，也上诉。
2015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裁定，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2015年7月，霍城县法院一审再次判决王红军获得补偿补助136万元。
“算了，就这样吧，先给孩子看病吧。”王红军决定不上诉了。
企业上诉了。他们认为，自己生产的疫苗合格且经过国家批准，不存在过错。
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决定，如果法院也判决，将出现一个纠纷产生两个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的局面，“但两个结果的赔偿(应为‘补偿’——记者注)金额相差达4倍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