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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汤欢兴应曾飞洋之邀加入“服务部”。“要我跟着他一起为工人们做点事。”汤欢兴供述，“曾飞洋是服务部主任，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孟晗负责工人会议的筹备，朱小梅负责具体联系工人，我负责网络维护和媒体宣传。”
不久，汤欢兴就觉察到“服务部”不为人知的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
汤欢兴还发现，该“服务部”没有任何盈利项目，但是在组织罢工活动中，号称不收费用，而且包吃、包接送、包培训，还组织部分工人代表到香港“见世面”。这些经费从哪里来?按照曾飞洋自己的说法，都是由境外组织提供;同时，在每次罢工中，曾飞洋也会找工人们收“份子钱”。
让汤欢兴更感意外的是曾飞洋在组织劳工“维权”中的实际表现。“给工人开会和培训时，曾飞洋都说要依法维权，在实际操作时却走样了。”
警方查明，曾飞洋等人插手劳资纠纷，有着严密而明确的行动计划，组织每起罢工运动的手法和模式都如出一辙：
--确定目标。精心挑选有影响力的外资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评估是否具备提供大笔资金解决问题的实力，提前研究和准备，以确保“成功率”。
--组织发动。与工人接触，用小恩小惠博得工人们的好感，发表蛊惑性很强的言论，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中选出性格激进的工人代表，完成所谓“组织化”过程。
--集中培训。向工人传授罢工策略和方法，播发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其中不乏通过劳工运动取得政权的案例;为工人拟定诉求，并带着工人代表到其策划的其他劳资纠纷现场“观摩学习”。
--煽动闹事。精心策划方案，逐渐加入一些不合理、不实际的诉求，教唆工人拒绝通过合法渠道维权，而是以激进方式迫使厂方答应条件。“服务部”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曾经奉曾飞洋之命，冒充工人身份混进谈判现场操纵谈判。闹事过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将文字报道、现场图片传到网上或发给境外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庆祝总结。每次罢工之后，曾飞洋都要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议，赞扬工人们“做得非常好，要坚持下去，就是要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出资制作“工运之星”的牌匾交给工人，再让工人在会上隆重地送给他，拍照留念发到网上，对外宣称这是“工人们自发自愿的”。
一些罢工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曾飞洋组织带领工人们高呼口号，不断煽动工人情绪，把现场的气氛引向狂热。
“我看了都觉得担心，场面那么乱，人又那么多，大家情绪都那么激动，这样下去很容易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群死群伤。”汤欢兴供述，“其他地方的罢工中就出现过员工跳楼的悲剧，他不可能预料不到这种严重后果。我也劝过他，不要把工人的情绪搞得那么激动，应该稳住局面才利于谈判，但他就是要把场面搞乱，挑动矛盾一步步升级，完全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危。”
一些参与了罢工的工人告诉记者，曾飞洋总是说要跟工人们站在一起，让大家“不要怕、往前冲”。可是等现场闹起来之后，曾飞洋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找不到人，手机也打不通，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抛弃了。”
每次罢工闹大之后，政府部门都不得不介入平息事端、协调劳资双方谈判。“但曾飞洋都把功劳算到自己头上，跟工人们讲，让政府做是没用的，还是要让我们服务部来做。”汤欢兴说。
除了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曾飞洋也在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曾飞洋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称，“服务部”已成为中国劳工NGO的“黄埔军校”。
警方查明，每次维权活动中，汤欢兴都按要求整理出文字报道和照片交给曾飞洋。曾飞洋迅速把文字照片提供给境外媒体，并频频接受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这些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冲突，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性质完全变了。”汤欢兴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服务部和他本人的知名度，获得更多境外组织的关注和资助，却远远超出依法维权的范畴，越过了道德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