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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扛住的人
“她说孩子没有了以后，自己的一切都破灭了。”王惠回忆说，“她曾在我们的QQ群里说，孩子没了，活着就没意思了，将来无人给养老送终。”因为QQ群里的失独者时常会说出这种“绝望”的话，所以大家一方面相互劝慰，另一方面也没太当回事。
赵丽鹃上一次见到王玉琼，是在半年前。“她瘦了很多，基本上吃不下什么东西。”赵丽鹃说，“她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女儿去世后，曾给自己起昵称为“大胖”的王玉琼，从170斤瘦到了130斤。
身体消瘦、精神抑郁、眼睛红肿甚至视网膜出问题，是很多失独母亲在失去孩子后出现的症状。
2013年，赵丽鹃的儿子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从那时起，她便开始失眠，每天只能依赖药物睡两个小时，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我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赵丽鹃说，“我现在什么向往都没有了，我的心都给了孩子，他走了，我的心也走了。”
25年前，赵丽鹃也曾怀上过“二胎”，她曾很想要那个属猴的孩子，但怀孕将近7个月时，天天有人来家里找她，要求她去堕胎，甚至被告知如果不堕胎的话，连丈夫的工作也没了，她被迫去做了引产。“孩子小黑头发都长全了，再过3个月就可以生了。”
上世纪80年代，李荣梅也收到过《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相比当时的“光荣”，她现在满心的自卑。“中国有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没有子女自己都抬不起头来，甚至觉得不配跟人家正常家庭站到一块儿了。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弱势群体。”她并不愿意将这群失独者称为“弱势群体”，她想有尊严被承认地活着。
在几个失独者的印象中，王玉琼同样也是一个“好强的”人，从不过多倾诉自己的悲伤。她曾经赞助2万元请失独群中的“同命人”去泡温泉，也提议说要请客吃饭。她还曾经在QQ群里说，等自己“走出来”好一点，就多参加大家组织的活动。
“她尝试给自己找了转移的方式，到‘同命人’家串门、自己去旅游、炒股，但都没成功。”李荣梅说。
12月4日晚上9点左右，王惠看到QQ群里的王玉琼退群了，她感觉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她给王玉琼发短信，但并没有收到回复，随后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
第二天早上，有人在QQ群里说：王玉琼自杀离世了。
“我很内疚，怎么没能留住她。”王惠说。
逃出来的人
李荣梅的独生子离开她18年，在失独群体里，她算是“比较有经验的”。经常有失独者问她究竟是怎么走出来的?她曾在QQ群里给人回答说：“我其实比你们(走出来的)时间要长，要知道以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这样的人，走出来需要时间。时间短肯定要想，只能自己控制自己。选择逃避是唯一的办法。”
总体上看，李荣梅有两种生活模式：在路上和在电脑旁。
2009年，李荣梅和老伴买了一辆小型城市越野车后，两人就开始到处跑。“跑起来就觉得痛快，跑在路上，头上是蓝天白云，就你一个车在路上，两侧都是绿地，一望无际，一直到天边尽头。”李荣梅流露出难得的兴奋，“我的亲身经验一个就是‘走出去’，另一个就是给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充实点，不给自己想那些痛苦事的时间和机会。”
5年前，她开始爱上摄影，现在她的电脑里存了100多个G的旅行照片。
不出去跑的时候，李荣梅每天7点多起床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电脑旁。她先会看看和民生相关的新闻，有时看到关于“失独”和“养老”的新闻也会转发到“失独阳光联谊”群里。
剩余的时间她会用来整理自己在路上的照片，写旅行博客。在她那个名为“快乐”的博客中，几乎每隔两天就会更新一次。上个月北京大雪，她拿着相机就跑去了故宫，和其他摄影发烧友一样拍紫禁城里的雪景。
但即便有这样的精神支撑，李荣梅也逃不过“10年后”的那个坎儿，她开始担心自己以后慢慢“跑不动”该怎么办。她家阳台高处的窗户两年没有擦过了，虽然以前做过电工，习惯于登高，但现在一个椅子的高度，就让她感到发憷。“万一我们要突然发病倒地上了，谁来扶我们一把，带我们去看病呢?”李荣梅说。
时不时地，李荣梅也会打开国家卫计委和北京市卫计委的网站看看有没有更多关于“失独”人员的相关政策。她现在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就是养老。她曾将自己对养老问题的诉求写信给相关部门，她觉得需要通过这种合法的渠道让政府和国家知道这些失独者的诉求。“我不想让我们这群人被遗忘。”李荣梅说。
12月初，北京市卫计委举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包括李荣梅在内的27名失独者参加。关于这次座谈会，李荣梅很认真地做了记录，她总结自己的笔记说：“解释了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比如说为什么北京市扶助金比一些省市要低，为什么‘绿色通道’在很多大型医院无法使用以及正在北京改造建立一个‘失独养老院’……虽然很多问题还未解决，但至少能感觉到有人在重视我们。”
李荣梅的许多网络昵称都用“快乐”这个词，她说“快乐”是她的一个愿望和追求，但不一定能做到。当偶尔提到自己去世的独生子时，她的声音会抑制不住地发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