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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这条路预计要走20年
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涉及民众最直观的一个问题就是——垃圾分类。王维平对于垃圾分类“难”的症结,提出一个根源性问题,垃圾分类是后端决定前端。后端有什么手段,前面就怎么分。2008年以前,后端只有垃圾填埋场,还有一群自发的废品回收群体。
为了解决垃圾分类问题,2008年之后北京开始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后端具备分别运输、处理条件了,前端开始分类。这就是现今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由来,试点之后,就变成示范了。但问题是面还不够大,还只停留在试点的阶段……”
“没有严格的处罚,也没有诱人的利益,”对于垃圾分类难的症结,王维平如是解释,“如果说一不进行垃圾分类就狠罚,谁还敢不分。”
目前,本市垃圾桶普遍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为何没有更细的分类?“垃圾分类是‘慢工’,需要慢慢教育、宣传,由简入繁,”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环境专业的王维平举例说,“日本分13个桶,每个家庭得有13种垃圾袋,咱俩桶都分不来了,13个桶更没法分好。”王维平说:“日本1989年推行垃圾分类,27年过去,还有13%的市民不按规矩分类;德国人从1992年开始垃圾分类,还有17%的人不进行垃圾分类。”王维平表示,垃圾分类,预计要走20 年。
北京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究竟难在哪儿?
王维平今年带上两会这样一个建议,他建议由市长牵头,依法启动本市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工作。原因是,他认为垃圾减量的七个问题,分属不同部门管。
限制包装、废品回收,市商委管;净菜进城,由农业局管;旧货交易,发改委管;酒店一次性东西使用,旅游委负责……这么多不同部门,“副市长也分管不同领域,所以必须由市长牵头。”
“我的建议里,第一,市长牵头;第二,要依法;第三,启动。”对于垃圾治理的牵头人,王维平坚定认为,一定要由市长来牵头。
“我深爱我的事业,但是我老了……”
与共和国同岁的王维平,一生历经沧桑,下过乡,当过北大医生。“下乡时,黑龙江零下40摄氏度我睡在羊圈里”。1975年,王维平辞了大夫的工作,到环卫局负责垃圾厂。为了自身专业的提升,王维平又辞了环卫局的工作,到早稻田大学重学了8年环境化学、环境工学。
当时跟随家人已在日本长期生活的王维平,再次打算回国。他说自己至今忘不了父亲送别他的那一幕,“我父亲从仙台送我到东京成田机场,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程又一程,这一路四个小时只问我一句话,‘小平想好了?一定要回去吗’。”
“我知道他不愿让儿子离开,看他那满头的白发,当风抖着,我知道他不舍得我。但是我和父亲说,您原谅我吧,我学环境的,日本环境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得回去……”
1995 年,王维平离开日本,继续投身北京的垃圾事业。2000年,作为北京市环卫行业唯一的留学人员,王维平被调到固体废物部门从事研究。研究了一辈子的垃圾, 如今已是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的王维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饱经沧桑的脸上挂着不可言说的无奈,“我深爱我的事业,但是我老了……”本组文/本报记者 林艳
自述
过度包装和非净菜进城的“垃圾账”
——王维平
就以“限制包装”和“净菜进城”为例吧,2880元一盒的月饼,只有6块,钱其实都在包装盒上;西洋参,薄薄几片一大个盒子。国外的法律有三点规定:第一, 包装重量不能大于商品质量;第二,包装盒的体积不能比商品体积大十分之一;第三,包装盒的价值不能超过商品价值。咱没有任何一点这样的规定。
“净菜进城”的垃圾账,则更能说明“减量化”工作的滞后。所谓的“净菜进城”未实现,指的是北京大量农贸市场进购的都是“毛菜”,带土带根,未实现进城前的净化。
我算了笔账,每运进300吨毛菜,就有60吨左右的废料,这60吨运进来的时候属于无效运输,在城里变成垃圾后还得再运走,一共是120吨的无效运输。对于这些毛菜的处理,还费水费工,如果实现净菜进城,北京的垃圾可以减少22%,这得少建多少垃圾处理厂,少用多少垃圾车和人工!
个人简历
王维平: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副总工程师、固体废弃物管理处调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委政法委特邀监督员、北京市检察院特约监督员。祖籍山东,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担任过早稻田环境工程学副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担任兼职教授、博导。
王维平对循环经济、环保、城市垃圾有独到深入研究,被业内誉为中国循环经济专家,曾对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发电厂、重庆垃圾卫生填埋场、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顺义垃圾综合处理厂等近百个工程项目的可研、环评和技术方案进行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