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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挣钱养老
1月29日，老谢终于回到了家里。
下午1点，澎湃新闻赶到老谢家门口时，老谢正抱着一捆柴，从屋后的山上走下来。
“昨天从大朗(广东东莞大朗镇)出发的，坐10点48分发车的大巴，今天10点多到家。”老谢一边说，一边把柴捆码到墙边的柴堆上。
因为湿疹，老谢头顶的头发掉了大半，剩下的头发已经花白。老谢不高，精瘦，但身板挺得笔直，走起路来步子又大又稳。两件毛衣外套着外套，衬得老谢红光满面。
自夸身体康健的老谢，2015年上半年饱受湿疹折磨。上身长满湿疹，奇痒难忍，本来每年正月间就会外出打工的他不得已留在家里。
为了治疗湿疹，老谢累计花了2万多元钱。在家这几个月，没有任何收入，只能吃老本，老谢开始变得沉默寡言。
村头的小卖部老板说，老谢来买家里生活必需品时，不再像原来那般“大方”，“选了又选，对比价格后，总会选择最便宜的。”店老板拿他开玩笑，老谢说，“花的都是血汗钱，都是养老钱。”
“每天干完农活后，他都会拿出手机和原来的包工头打电话，问有没有活干。”赖纯英说，没有联系好工作的那段时间，老谢一天到晚难得说几句话。去年9月湿疹好了些后，老谢接到包工头“有活干”的电话，当天就爬上了去东莞的大巴。
谢国万回家车票的订票单。
老谢从包里翻出一个薄薄的软抄本，这是他的“记工本”。他一边翻看，一边回忆过去一年的打工历程：2015年9月6日离家，9月7日到达东莞大朗镇的建筑工地，9月8日一早，他就到工地上工。
记工本显示，老谢总共离家的145天里，其中135.5天在工地上干活(注：阴雨天工地不开工包括在内)。建筑工地上按日计薪每天的工钱是130元，这一年，老谢挣了17615元。
从1990年开始，谢国万已经打工25年了。老谢说，打工的第一年每天15元工钱，有活儿做的时候，包工头包吃住。没活儿做，就需要自掏伙食费，每天9元钱。
“最近几年情况好多了。”老谢说，现在无论有没有事儿做，只要在工地上，包工头都包吃包住，不用交生活费不说，伙食也比以前好很多。一日三餐，早餐一般是稀饭加花生米，午餐和晚餐两素一荤。
住宿条件也好了很多。老谢所在的工地，民工住在工地上的活动板房里，五六人住一个房间，有热水器，每天下工回来都能洗上热水澡。“去年做的那个工地，板房里还有空调”。
工地上没什么娱乐，老谢喜欢和工友们步行到距工地不到一公里外的商场、超市逛逛，“一般不买什么东西，就逛逛看看，图个热闹”。
老谢说，像他这么大岁数的人工地上已经很少见了，还能在工地上谋到一份工作，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跟着包工头干了多年，又有同乡情分，包工头不忍拒绝;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错人又勤快，“不然就算关系再好，包工头也不会要。”
养老心结
老谢的哥哥、嫂嫂心疼他这么大年纪还到工地上卖力气，曾多次试图劝阻，但老谢的一句话让他们无言以对：“你们有子女养老，我没有后人，现在不去挣钱，以后怎么办?”
说起工地生活，老谢眉飞色舞，但他却不敢去想年纪再大些不能打工的生活。
从2014年开始，赖纯英开始享受“五保户”补助，2015年开始，老谢也能领“五保户”补助。“五保户”每人每月有450元补助，老谢一家有900元的补助，打工多年，家里也有几万元积蓄。但是提起未来，老谢心里还是没底。
66岁的陈龙源是团凤村100多名60岁以上的农民工中，唯一有职工退休金的，现在每月能领到900余元。有退休金的他，不再外出打工，经常找邻居玩纸牌打发时间，牌局不涉及钱。
虽在同村，老谢与陈龙源并不太熟，但陈龙源却成为了他羡慕的对象，“他的命好，能进正规的厂子，我没有那个命运，一直在工地上打杂，能买个工伤保险就很不错了，哪敢去想有养老保险”。
“如果我现在也能领900元退休工资，加上‘五保户’补助，用轿子抬我上工地，我也不会去了。”说这话时，老谢眼神中透着羡慕和憧憬。
基本生活不是老谢担心的问题，他最怕的是生病。一旦生病，不能再外出打工，多年的积蓄也可能很快就会花光，“去年的湿疹，随便治一下就花了2万，现在还痒着，不是大病，不想再花大钱治了，自己买了些药涂擦”。
没有子嗣养老，成了老谢打不开的心结。“要是有子女，我肯定不会再出去打工了。现在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对自己及妻子未来的保障”。
工友眼中的老谢是开朗的，平日三五个工友在一起吹牛、讲黄段子，他都会参与其中，唯独工友谈及家中妻儿时，他就会低头离开。
去年11月的一次饭后，几个工友酒后调侃他去领养一个小孩，老谢破天荒地吼了一句，“以后别再在我耳边提小孩的事了，我没有你们那个命”，话毕，老谢独自回了工地板房。
为了多些养老钱，老谢拼命地挣钱、省钱。离家145天，老谢挣了17615元。其间，他只找包工头预支了4000元钱。这4000元钱的开销是：11月感冒、治湿疹花了1000多元，在工地上日常生活花了些，这一次回家的路费花了700多元，回家前为妻子买了两件新衣，回家后准备给大哥家的孙儿孙女包几个红包。
剩下的13000多元，虽然包工头提出可以付现金，但老谢拒绝了，而是选择让包工头打到自己的银行账户上，“要存起来”。
存有多年积蓄的银行卡被老谢视为珍宝，分外小心，平日都是自己藏在家里，而且一定要把身份证和银行卡分开，“那是我们的养老钱，不能丢”。
老谢打心底羡慕哥嫂儿孙满堂，年纪相仿的兄长早已在家享清福，而他每年春节后总得张罗着外出打工。
每年团圆饭，嫂子会叫老谢夫妻俩来家里聚餐，总会喝点小酒。酒后的老谢总会喋喋不休说一些羡慕大哥的话，而后给大哥的孙子孙女们人手一个200元的红包。
作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之一，老谢还有另外一个心结。翻弄着手里的记工本，老谢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自己能多上两年学，多识几个字，就好了”。
他想把自己25年的打工经历写部长篇小说：什么时候开始打工，在哪里打工，遇到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哪个包工头好哪个不好，“好的坏的，统统写下来，向全国人民汇报”。
但想到自己的学历，老谢神色有些黯然。1966年，12岁的谢国万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正值“文革”，天天学的是《毛主席语录》，字还没认全他就离开了学校。
采访结束，澎湃新闻提出给老谢夫妻拍个合影，他一再叮嘱要拍好一点，多拍几张。去年澎湃新闻的报道也刊出了他的照片，建筑工地上的工友们经常拿着手机翻出报道调侃他，“老谢，这个照片不好看了，下次一定记得要记者给你拍帅一点”。
拍照前，老谢用手推了推身边的老伴，嘀咕道，“去换上我给你带回来的新衣”，老伴腼腆地笑了笑，没有起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