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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战，商战
一战在1914年的爆发。对世界来说，这是不幸，但对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倒算得上好事。远离欧洲主战场，加上西方列强忙于欧战，难以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加上战争又导致列强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这也意味着进口下降，出口增多。
此前，因清末的政治、军事的萎靡不振，让西方势力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侵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肌体。如今，随着压在身上的外力一松，感觉被踩在地上，只能匍匐前进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顺势有点爬起来直立行走的意思。
它们不仅有底气在国内和西方斗，甚至还将斗争的战火，烧在了西方的后院。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让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大声疾呼的“商战”，变成现实。
这种商战在1916年前后显得更为突出。一方面，中国近代工业——如纺织、面粉、烟草、工矿业，在出口增加和国内市场需要的刺激下，都有了大发展，这也让实业救国更是盛极一时。
荣德生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正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一战时粮食、纱布进口锐减的时机，不断扩大再生产。
到1937年，荣氏企业“各厂有利，气象极佳”，经营状况达到了历年来的最好水平。根据严中平等人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11-1913年我国注册设厂有72个，平均每年24个，1914-1918年，五年间注册设厂183个，平均每年近37个，其中钢铁冶炼厂9家。
全国华商机器采煤量1912年为80万吨，1919年增至330万吨。”与此同时，“据海关统计，1914年至1918年，我国进口货物价值1915年比1913年减少了20.3%，出口每年比1913年增加14.8%至20.5%，入超由每年2亿多海关两减至约3000万两，1919年更减至1600多万两。”
另一方面，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盛，在1916年前后，我们便看到了很多来自民间的银行，继“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纷纷成立。这其中就包括民国时期著名的“南三行北四行”——1915年，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内地张镇芳，在北京创办了盐业银行(并在1928将总行迁入天津)。
同年6月2日，陈光甫与庄得之、李馥荪等人共同集资创办了为广大民众服务、一元就能起存的“小小银行”——上海银行;1917年5月15日，曾师从大名鼎鼎也是王国维亲家罗振玉的周作民，于天津创办了金城银行——这一银行对天津的意义尤为重大，直到今天，于天津成立的中国首批5家民营银行之一，也是目前中国北方唯一的一家民营银行，便叫金城银行，意欲承继“金城”之衣钵;
此外，1919年4月1日，谈荔孙与王桂林等人创办了大陆银行，印尼侨商黄奕住则与《申报》董事长史量才、银行家胡笔江等人，谋设中南银行，并于1921年6月正式开业，总部设在上海，以此为名，“中南之者，示南洋侨民不忘中国也。”因为其日后和金城、盐业、大陆实现联合经营，中南乃以“北四行”的面目而广为人知。这些打着“中国”的旗号的民间银行，既为自己而战，同时也在力拼来自国外的汇丰、花旗，还有麦加利(即渣打银行)……
在某种意义上，从民国成立后，一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都算得上中国商业发展难得的“黄金时期”。有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
这段时间，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次现代化飞跃”。(程光炜：《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5期)
虽然，这一现代化飞跃跟1916年没有太多直接关系，但也正如我在2015年出版的新作《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中，将孙中山莅临宁波的1916年，作为这本书的完结点，同时，也是下册的起始时间一样，它同样开启了这段黄金时期。
只可惜的是，数载之后，抗战的爆发，由外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于内，蒋政府为了加强自身的集权统治，“国进民退”再次轮回复活。
这段时期便如绚烂却短暂的烟火，最终消失在渐见阴霾的冷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