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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过去了，2013年10月，伊犁州医学会给了王红军第二份鉴定。这次有8页纸，他一页一页翻，末尾结论印着“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这回，轮到疫苗生产企业不同意了。隔了4个月，新疆医学会做了第三份鉴定，结论变成“不能排除异常反应”。
王红军拿起电话就问：“要么是异常反应，要么不是，什么是不能排除呢?”一个平静的男声答：“这是术语。”后来，又有人私下解释：“不能排除有关，意思就是有关。”
他相信地挂了电话。
QQ群继续有新家长入群，对话每次都在反复：鉴定是有关、无关、不能排除，还是偶合?小孩什么病，现在状况怎么样?王红军很少发言，“我不太懂”，他又对着报告琢磨，早知要接种这个疫苗，他肯定拒绝。
然而，谁都无法预料，“恶魔抽签”会不会抽到自家。
没有和王红军商量，卫生局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出处理决定，补偿25万元
2014年3月，王红军找到了霍城县卫生局。他原以为，有了鉴定，事情会好办得多。
群里的一些家长暗暗觉得可能没这么顺利。
直到今天，王红军捏着霍城县卫生局两页纸的处理决定，依然一肚子怨气，“没有和我商量，卫生局直接就对疫苗企业作处理决定了”。
按照这份处理决定，王红军家可以拿到残疾生活补助费25万元，医疗费用凭据支付，伤残用具凭医疗机构的证明计算。
苟先芬也从贵州当地卫生部门拿到了一份补偿协议。不同的是，卫生部门曾与她协商，双方最终签订的是协议，而不是单方作出的决定。小孩病情相近，她获补偿133万元。
从未进过法庭的王红军，此刻被推到诉讼的起跑线上。
彼时，儿子病发快两年，王红军的葡萄仿佛也受到疾病感染，显现颓势。2014年除夕，王红军从新疆跟车到福建，处理2013年来不及卖的葡萄。他记得，还没出新疆，司机就下车放了一串鞭炮庆祝过年。
此行王红军共拿到10万元，除去3万元车费，2.7万元冷库钱，入场费7000元，还有3万元是代别人卖的，七七八八扣下来，自己只剩两万元多了。
“2014年更不行了。”王红军叫苦，葡萄卖价继续下跌，他连农药钱、化肥钱都欠着。
葡萄好像真的和他较上劲了，那两年，每卖一回，几个月后儿子的腿就骨折一次。他猜，可能是骨头变脆了，儿子上身移动的时候伤了腿;他又自责，是不是给儿子翻身擦洗的时候太用力，扭到了骨头。
这些猜测没有结论，每一次，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的腿肿起，再送到医院打钢板。打了两轮之后，儿子的腕、膝关节像卡住一样，任王红军怎么摇也动不了。
2014年秋天降临的时候，这个农民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判决书。霍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共可以获得120万元补偿和补助。该金额比县卫生局的决定多了数倍。
王红军觉得太少，上诉;企业觉得太多，也上诉。
2015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裁定，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2015年7月，霍城县法院一审再次判决王红军获得补偿补助136万元。
“算了，就这样吧，先给孩子看病吧。”王红军决定不上诉了。
企业上诉了。他们认为，自己生产的疫苗合格且经过国家批准，不存在过错。
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决定，如果法院也判决，将出现一个纠纷产生两个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的局面，“但两个结果的赔偿(应为‘补偿’——记者注)金额相差达4倍之多”。
事情还在拖着。法庭之外，每当王红军看到医疗广告，无论扎针还是敷药，总会多瞧两眼。一家医院曾说推出了针对脊髓炎的“干细胞疗法”，王红军跑过去，问：“能不能我把钱掏了，你保证小孩恢复部分功能，哪怕大便或者小便恢复正常?”
“没保证。”
“那多少钱?”“十几万。”
“如果都没效果，退不退钱?”“不退。”
他本想多问会儿，但算了算家里的钱，还是默默离开了。
二审法院撤销了136万元补偿补助，他找县卫生局，卫生局代理人劝他申诉
韩家庄子村陌生的新家里，一切陷入循环。
每天起床，王红军打开8年前买的电脑，给儿子播租来的电视剧光碟。他往锅炉加火，让屋子更暖一些。接着，他到隔壁鸽舍，抓了好几把玉米喂鸽子。
太阳升起一两个小时后，合伙人的妻子带着她的3岁小孩进屋了。除了王红军，小喆只和这对母子说话，其他人一来，他便低头不语。要在过去，如果认识，他准会叫出名字。
“小喆喜欢和我在学习机玩魂斗罗，总是他赢得多。”合伙人的妻子说，有时，他也爱对着手机自拍，或者在葫芦上画画。
在这住了4个月，2016年1月18日，伊犁州分院二审再次撤销原判，驳回王家的起诉。
法院认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理由是，《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受种方可以请求接种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处理，并且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
在法院看来，小喆发生疫苗异常反应的事实已由霍城县卫生局确认，其补偿应由该局处理，法律规定具有排他性，故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然而，受访法学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县卫生局针对补偿作出的处理决定，并非行政处罚，不影响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只不过，判决要考虑已经支付过的那部分补偿。
“虽然说有点心理准备，但还是挺意外的。”消息传到QQ群，苟先芬感慨。
王红军说，当他回县卫生局商量解决问题时，卫生局又试图把他推回法院。
1月2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随王红军再次前往霍城县卫生局。上午11点，王红军开着借来的破车，接上卫生局委托代理人，朝该局驶去。
代理人上车，马上掏出手机，翻出一篇报道，逐字念了起来：“你看，你找的律师、记者都建议你去法院申诉，你去申诉吧。”他说，如果申诉，卫生局可以提供经费。
“申诉失败怎么办?”到了办公室，王红军问。代理人说，失败了，卫生局就跟县里汇报，“现在给政府没法汇报，因为程序还没走完”。
一旁的医政科主任说话了：如果想在卫生局解决，依旧是按照2014年4月的处理决定，如果不同意，可以走行政复议。
“25万的那次?”王红军裹了裹旧羽绒服，转着桌上的笔，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下楼，钻进了破车，狠狠关上了门。
他害怕去法院了。家里老人事发后经常流泪，睡眠也少了，但开庭时从不旁听，“我们是农民，你和公家搞，搞不过的。”家里老人担心，“对你不好。”
他总是坚持：“有这笔钱，我能找一个护理，照顾好他，或者让他去医院做个康复，让他在有生之年开心快乐就好，让他心里不遗憾，好歹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放弃他。”
“可是我现在拿什么给他治疗?我也想让他好好治疗，不管希望大不大，只要有希望。”王红军父子在棚房里过完了2016年春节。
临睡前，他又掏出枕头下压着的520页的书，书名《人性》。他一下翻到第127页，上次看完折起的地方，“人性，我想看看，书里面说得准不准”。
曾经，有人告诉他一个“土办法”：把瘫痪的孩子带到县卫生局门口，闹一闹，说不定补偿补助就来了。
王红军拒绝了，他说：“我要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