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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怕了，就为了多挣点钱，狠心连续在外打了两年工才回。”老何说。那年腊月初，夫妻俩就从北京动身。“走前，孩子问啥时候到挡墙垭合儿(下车地名)，他们好在那儿接我俩。从北京回老家，一路要转三四次车。到了挡墙垭合儿，还得走很远一段山路，所以我就没告诉他确切的时间，只说到了地方再打电话。”
下车时，是下午3点多，走了一段山路，快要翻过一道山梁时，老何才给家里打电话。“我们登上山梁，就看见一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朝我俩跑过来，我父亲在他后面远远地跟着，大声招呼那小孩：慢点儿跑，别摔倒了。”
老何媳妇见状，扔掉行李朝小孩飞奔过去。等老何捡起行李时，她已经抱住了那个背着背篓的小孩。“我父亲见他们抱作一团，也停下了脚步。那一会儿，周围好像都凝固了。”
望着眼前的老父亲和小儿子，老何鼻子酸酸的，喉咙像被堵住了。好一阵才挪到他们跟前，问那个不知所措，想挣脱的小男孩：“你是何小龙吗?”
孩子仔细把他俩看了又看，才肯定地点点头。然后，指着老何的父亲说：“那个是我爷爷，我婆婆在家里给我爸爸和我妈妈煮饭呢!”当孩子的“我爸爸”、“我妈妈”叫出口时，老何的媳妇已经泪流不止，孩子已认不得自己的父母了。
老何两口子一边一个，拉着孩子的手往家走。孩子很不情愿，也很怀疑，不时扭头看后面跟着的爷爷。老何这才注意到父亲老了很多，老眼噙满泪水。父亲抽噎着只说出了一句话“这几天，车不太好赶”，就开始帮他们拎行李。
后来，李大君陆陆续续地整理出一份老何的“打工史”，差不多有7万字。“他很有代表性，大部分建筑农民工，都是像老何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三
其实，老何第一眼见到李大君时，并不信任他。“戴个眼镜，细皮嫩肉的，穿得干干净净，一看就不是在工地干活的，是老板手下的人吧。”
因为石二东，老何才转变。
石二东跟老何同在一个工地打工，因为高空作业坠落，导致腰骨断裂。伤还没好，老板就不让他再住工棚，工地也不给饭吃，石二东被赶出了大门。
老何讲，那会儿刚过完年，天很冷，晚上还下起雨。“夜里，能听见石二东敲大门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央求着开门，我们都觉得他很可怜。”
“是大君和那些大学生志愿者，帮助了石二东。给他送衣服、送吃的，给点钱，买零食，还陪他走法律程序。我感觉大君他们，跟石二东的关系很单纯，交往时像亲兄弟，不像是跑来忽悠我们的，这才相信他们。”
再听李大君讲法律知识啥的，老何也能听进去了。像《劳动法》，两兄弟一条条读完，再结合遇到的事情一起讨论。
“人明明是在工地受的伤，为什么就不认账?有时为什么越是狡诈的人，过得反倒好呢?”老何想不明白。那一年，工地接连出了好几起安全事故。为这，老板专门从四川请了风水先生，杀鸡、洒血、祭鬼。前后花了十几万，却不愿花钱加强安全防护措施，更没给工伤工人一分钱赔偿。
李大君告诉老何他们，80%工伤维权的官司，都卡在劳务关系认定上，因为老板根本不跟工人签劳动合同。经过石二东这件事，老何有了自我保护意识，知道了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再在工地干活更加小心注意。可是打工多年，有经验、有技术的老何，注意来、注意去，还是摊上了事。
老何兄弟俩承包了一栋两层楼的墙模。由于工期紧，哥俩玩命地干，把行李搬到作业现场，连食堂都不去，最多时，连续干了28个小时。
老板还是不跟工人签合同，这次老何长了心眼。为了以防万一，干活时留下了记号：在塑料标签上，写上日期、姓名，然后绑在钢筋上，再打进混凝土里。每层楼、每个单元，都放几处地方，然后在小本子上把位置记好。
果然，完活后，老板变卦了。本来一个工是120块钱，现在只给100块。而且要等几个月后，年底再结。找来找去，到最后老板竟然说不认得老何兄弟俩。
“忍了这么多年了，我遇到过好老板吗?”躺在工棚里，老何说自己脑袋里像放电影一样，他想起了石二东，还想起15年前，一块儿在长春工地打工、受伤致残的堂哥。“15年了，农民工的地位提高了多少?要是再过15年，自己可能干不动了，可儿子正是打工的好年龄啊，难道他还要过像我一样的生活吗?”
“法律就像是国家铸的一口大钟，你不去敲它，它就永远不会响。”兄弟俩决定这次不忍了，要跟公司干一仗，用法律维权。
那一年，他跑了很多地方，农民工法律援助站、劳动监察大队、职工帮扶中心等等。
老何讲：“有些部门，我去了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是，只要有戴眼镜的人陪我一块儿去，态度就大不一样了。”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兄弟俩才从执行庭法官手里，接过七万七千元的支票。
一直关注老何案子的李大君，这样点评道：“这起看似普通的官司，被业内解读为建筑农民工‘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但在工友眼里，老何能赢这场官司，只不过是他运气好。
“老何确实运气好!”连李大君也承认。“他是我这些年结识的工友中，最幸运的一个了。他打工30多年，一路走到现在，人还能这么完完整整的，真的很幸运，但他老婆就没他幸运了。”
“她在河北工地受伤后，我们帮忙联系北京医院时，她人基本上瘫痪了。”
四
经一个当小包工头的老乡介绍，老何夫妻俩，去了张家口下边的一个县打工。
工地为了赶进度，让两组工人交叉作业。老何两口子干的是绑扎钢筋的活，他俩一边一个站在操作平台上。老何手伸在钢筋笼里绑，妻子在另一边扎，突然平台塌了。老何被悬挂在钢笼上，妻子一下子摔出去，掉在一堆钢模上。
“看上去，我老婆摔得还不算重，身上20多处皮肉擦伤，头上几个大包。但是一动她，就‘哎哟哎哟’地喊痛，不知里边伤了哪儿。”
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断了三根肋骨，要是住院开刀，好得快。但老板怕花钱，把人又拉回了工地。
“她疼得走不了路，我上去抱她，一抱人就疼得受不了。挨到下午，她一个劲儿喊疼，脸都紫了，人直哆嗦。我问她能不能忍，她摇头。”
“想送她去医院，找老板要钱，不给。小包工头是我老乡，给了几百块钱，我们才去了医院。”
没住两天，公司怕花钱，又哄他们回了工地。“别说给煮骨头汤了，连原先的床铺都被人占了，只好在一个角落里打地铺。”一周后，老何妻子全身浮肿，他找到公司，坚持送人去医院。到了县医院一检查，医生说病人体内已形成静脉血栓，得赶紧去上一级医院抢救。
转到张家口一家部队医院，“医生说我，你胆子太大了，怎么现在才把人送来。几个医生一会诊决定马上手术。上了手术台，一打开，治不了。血栓从脚上，长到大腿，再有几公分，就到肾了。要是到肾，人就完了。”
“医生说得立马去北京的医院，打开的伤口，也不给缝了，先贴上胶布。可是转到北京，我没钱呵!”那个主治军医，跟老何要了电话，把公司老板骂了一顿，告诉他，如果不抓紧，人有生命危险。“公司害怕了，让医院赶紧准备救护车，他们马上送钱来。”
救护车鸣叫着，拉着老何两口子，连夜抵达北京。好不容易挂上号，医生一看说得马上住院。
每天除了输液通栓，老何昼夜不停地在妻子腿上、身上按摩、揉搓。“医生说了，现在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就看她的造化了。”输了7天液，病情竟然好转了，又住了半个月的院，医生说可以回家了，但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老何的妻子回了老家，从此不能外出打工。作为妻子的代理人，老何又开打起这辈子的第二场官司，替老婆讨工伤赔偿。
这场官司，打得比老何想像的艰难和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