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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发江湖
植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22年德国医生进行的毛发移植动物实验。1959年，美国皮肤科医生Norman Orentreich提出了“后枕部是植发优势供区”的概念，被誉为现代毛发移植之父。1995年，美国外科医生William Rassman与同事确立了FUT，即“切头皮条”的毛发移植技术。
1997年10月，在北欧学习植发技术的王继萍夫妇回国，在八大处医院建立了国内公立医院系统第一家毛发移植中心。此前一个月，曾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留美归来的医学博士季鹰成立了国内首家民营毛发移植中心，此后，又设立了名噪一时的新极点植发，开设了多家连锁分店。自此，毛发移植这门技术在国内公立、民营医院先后开展。
但最初，因为做一台毛发移植手术的费用要上万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既不知道什么是植发，也消费不起，植发主要面向小众、高端人群。
2005年前后，碧莲盛、科发源、雍禾三家日后的行业巨头相继建立，开始将植发推向大众市场。王继萍用“陡增”来形容此后十多年国内植发行业的发展。不过，民营机构的植发生意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高歌猛进的。张玉称，在雍禾刚开业的最初两年，一个月流水几万块钱。到了2008年，一个月能做30台手术就算高销量了，“流水没有超过百万的”。
植发行业真正步入发展快车道是2013年。当年，雍禾就做了3000万元流水，相当于1400多台手术，此后，业绩连年翻番。到2018年，营业额达到9.5亿元。如今，雍禾平均每天的手术量都能达到100多台。
王继萍认为，民营植发机构的快速发展与市场营销不无关系。2008年前后，Rassman于2002年提出的FUE技术被逐渐引入国内，因不用开刀，给患者造成的术后痛苦少，被商家冠以“无痕手术”的美誉，大肆宣传，对脱发人群形成了很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对于没有外科手术基础的人而言，这一技术又相对容易上手，故而成为民营植发机构急遽扩张的法宝。
相比民营机构的热火朝天，毛发移植在公立医院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2008年，王继萍被特招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担任烧伤整形科毛发移植中心负责人，其手术预约通常得提前一两个月，但每天能做的量也只有一两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谢祥自2010年起，开始做毛发移植手术，在如今植发需求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一年的手术量也就200台左右，远远无法和民营机构相比。
对此，王继萍解释说，一方面，由于公立医院科室、诊断病种繁多，毛发移植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医学领域中，植发的重要性又没有那么强，更多属于锦上添花;另一方面，做毛发移植手术，往往需要一个团队，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相比其他手术，毛发移植手术时间成本高，但经济收益并不高，使得很多医院不愿花大量人力、财力投入。即便是对于毛发移植重视的医院，能做的手术量也很有限。
张玉称，目前植发行业的版图中，全国连锁机构占到的市场份额大约35%，各省市当地的植发机构能占有30%的市场，整形美容机构拿走25%，剩下只有约10%的份额才属于公立医院。
植发乱象
在世界范围内，切头皮条(FUT)与点状提取毛囊单位(FUE)两大技术的应用比例各占一半，但在国内民营医院中，运用FUE技术的比例却高达90%，甚至一些机构早已将FUT技术弃之不用。在广告的过度宣传下，在蒋文杰的科室，FUE技术的应用比例也不得不随着患者的主动要求而攀升。
蒋文杰称，实际上，两种技术各有优缺点。FUE虽不像切头皮条术后会留下一条线状疤痕，但同样也会有点状瘢痕散布其间，“无痕是相对的，有痕是绝对的”。同时，FUE也更多适用于小面积植发需求，而且，在操作过程中，由于头发生长出的角度与内部毛囊的角度不完全一致，取发时，只能盲取，在方向、深浅把控不好的情况下，很可能截断毛囊，影响最终成活率，并损失供区毛发。
包括这一技术发明人Rassman在内的多国学者都认为，FUE对于某些病例可以选择性使用，但不能取代FUT即切头皮条技术作为常规获取毛囊的手段。
更让脱发者摸不着头脑的，是各种新技术名词和专利。浏览各大植发机构网站，微针技术、加密技术、FUE1.0、FUE2.0……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事实上，植发技术发展至今，取材方式无非是上述两种，而种植上，也仅有宝石刀、针头等器具的差别。
“市面认为越小的钻收费越贵，其实这是不太科学的。”宋石磊说，每个人头皮的质地、每个毛囊单位长几根头发，都不相同，“如果用过小的钻，长4根头发，只能取下两根，旁边两根‘咔嚓’断了。”而对于种植而言，也不是一味地越密越好，国外研究数据表明，毛发移植建议的种植密度为每平方厘米30~40个毛囊单位。
对于“发友”们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自己适不适合做植发、什么时候做植发、会不会有后遗症。
在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分会毛发学组发布的《中国雄激素性秃发诊疗指南》中，轻中度脱发被推荐应先用药物治疗，植发只被指适用于中重度脱发，适合在药物治疗1年后没有改善及重度脱发的人群中使用。
而且，如果未来大面积脱发，植发也没有太大意义。“后枕部毛囊会过度开采，前面的头发又会不断地掉。”谢祥举例说，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头发，植发就没太大必要。而如果正处于一个急速脱发期，也要先用药，等头发脱落相对稳定时，再考虑植发。否则，移植的头发‘发芽’了，但原生发还在大规模脱落，会影响美观。
微博上热传的韩国庆北医院毛发移植中心负责人也曾公开表示，M型脱发的年轻人，如果植发只处理两侧脱落部分，等脱发继续加重时，会看上去像个小龙人。M型脱发是常见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前额发际线因脱发而变成M型。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资源的有限度。蒋文杰分析说，后枕部毛囊单位共计1.2万个，其中可用量为6000左右，“拿有限的量去补大量的脱发，是不够的。拆东墙补西墙，不能把东墙拆塌了。”因此，医生要对植发患者有长期的考虑。
中德毛发移植整形医院院长、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副会长徐霞曾遇到沈阳一个患者，在初次植发失败后，又接连做了六次修复，造成后部资源亏空，再无挽救的余地。每个月她都会接到三十余例成活率低、种植“杂草丛生”等各式各样植发失败的患者。
除了美观，安全更是首要的问题。据印度媒体报道，今年3月，印度一富商在做了12个小时植发手术后，出现呼吸困难而紧急送医，最终医治无效死亡。警方称，其死因是过敏性反应引发的器官衰竭。
在王继萍看来，植发手术一般耗时较长，虽然和其他手术相比创伤小、风险小，但进入手术室，一动刀子，就意味着风险。而且，虽然人体头面部血液循环丰富，不易造成感染，但整个手术过程中头皮感染坏死的病例依然存在。因此，要确保无菌环境和无菌操作，做好术前检查，除了传染病，出凝血、心脏、血压、血糖等方面的异常也可能造成危险。
要想避免一切潜在风险，需要专业的植发机构和医护人员。但目前而言，植发机构鱼龙混杂、连锁店盲目扩张、专业植发人员严重不足是这一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一些生活美容院、理发店甚至都加入进来，器械重复使用、镊子生锈、医生“空挂牌”、护士代替医生做手术的情况屡有发生。
而一些非整形外科医生，甚至高中毕业生经过短短一周培训，就开始在患者头上做试验，甚至有的人一边对照着FUE器械说明书，一边给患者做手术。
人力成本降低的情况下，低价营销也变得常见。术者技术不熟练时，就用低价招徕顾客作为“试验田”;另一方面，由于对移植毛囊单位数量的检测不容易进行，商家会以低价吸引消费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取材数量与移植量与事先约定的不相符，“多说少做”。
王继萍认为，对于植发机构而言，要具备毛发移植的行医资质，医生也要有整形外科医生或皮肤美容外科医生的资质，才可以进行毛发移植。而培养一个合格的植发手术医生，至少要连续半年从分离到种植全方位的实践历练。政府部门应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如果罚个一两万，那做两台手术就挣回来了”。
对于植发机构而言，要建立对信誉的考评机制，增加违法成本。此外，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植发不是终点，后续的药物治疗、调整生活作息规律等依然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