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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中美经贸摩擦之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就已经在进行之中。其次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特殊性，以及对美国的冲击和挑战，主要不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进入全球产业链之后，持续不断地从低端向中高端移动。
第三，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的分析，不能机械地局限在以工资衡量的人力成本领域，而需要结合相关产业的整体需求，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
简而言之，与其说现在出现的“部分企业外移”是所谓美方贸易战压力下的“产业链挤出”，不如说是加速进行本就在进行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进程。
第二，辩证理解作为理念的“创新”与作为现代生产活动组成诸环节之一的“创新”，避免机械的理解导致陷入“美国仅靠创新就使中国只能陷入战略被动”的错误认知框架。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竞争，是一种系统化的综合性竞争，不是由哪个单一环节的局部特征所决定的。
从冷战结束至今，中美两国客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级别的相互嵌套和依存，这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进程，是覆盖创新、制造、产品、市场等诸多环节的完整体系，是主要在市场逻辑驱动下客观形成的。
对市场投资力量来说，美国创新—中国加工制造—全球销售，是能够带来最大回报的一种安排。如果说美国在创新端对中国形成了比较优势，那么中国在加工制造等环节对美国也形成了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分布决定了中美两国合则两利;如果一定要切断、要折腾中美这种产业链级别的相互嵌套和依存，那注定只会两伤。执意要用单一环节的比较优势来论述美方可以全胜，而中方会全输，既不现实，也不科学。
第三，从历史案例比较中认清中国的国家利益取决于对美方霸凌的坚定回应，放弃“以微小让步换取转圜空间”“无条件顺应美方要求换取美方认可与欢迎”“被动等待世界局势发生有利变化”等三种代表性的错误认知。中方要实现的是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必然带来全球范围利益的重新调整。
美方要实现的是对绝对优势地位的维系，不仅要保持对美有利的分配方式，即美方获得的收益在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两个方面都比中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要高，同时还要消除对美国霸权地位可能的威胁，不允许其他国家实现在产业链上的自主移动。1980年代，美国认为日本对其构成威胁，美方通过强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的方式，达到了消除日本威胁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