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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带学生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安宁病房等地参观，每学期上课人数都尽量控制在70人左右。”陆杰华说，或许因为内容特殊，上课时同学们都能聚精会神。而作为一门考查课，其效果评定主要靠读书报告和项目文本设计完成。
“有些同学会在课下提出不同的看法，讲述他们曾经或正在面临的死亡问题。其实很难通过一学期课程改变已有的生死观念。”陆杰华说，课程会从社会学角度讲解死亡的不平等、人濒死时社会关系的变动等，也会为学生讲解从抑郁到自杀的过程以及如何调节等问题。
由于大陆地区死亡课程较少，陆杰华告诉记者，备课选用的基本是国外相关教材。由于课程是以专题形式开展，还会邀请相关专家讲座，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选择这门课，他们在做项目设计时也会从各自领域寻找选题，例如法学院同学会探讨安乐死的法律制度环境等。
问题
理论多实践少，开展不够规范
王云岭介绍，当前死亡教育课程存在理论过多，实践体验过少的问题。“理性认识可能会被束之高阁，因此要形成更深刻的体验，需要从感性上有所认识。”王云岭说，受体制和课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课外实践只进行了参观殡仪馆的活动，由学生们自愿报名。
陆军军医大学护理学院教授罗羽在去年发表的论文《国内外死亡教育发展现状分析与展望》中指出，目前中国内地已开设死亡教育课程的高校不足20所，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死亡教育课程在中国内地的开展也不够全面和规范。
针对国内死亡教育的现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与欧美、日本等国家成熟系统的死亡教育相比较，中国的死亡教育理论和实践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及模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