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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区某全国文明村党支部书记裴海同样为钱发愁。过去，这是一个祖祖辈辈“吃天水”的村子，村民吃水只能靠自己打的旱井、水窖，急用时要到5里地外买水吃。在裴海带领下，2013年终于打出了一眼400米的深水井，并配建了蓄水池、引水管道和供水点，让全村村民吃上了深井水。
近年来，村里硬化了文化广场，修建了小学和幼儿园，建设了3500米的环境卫生墙，建起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村容村貌越来越美，但债务也越来越重。
裴海说，光打井一项就花了120万元，因为当时立项手续不齐全，费用全部需要村里负担，“全是打借条借来的，民间借贷利息最低在五六厘左右”。修路实际花了20万元，政府补贴不到3万元。仅这两项就欠下了138万元的债务，但村集体经济还在起步阶段，催债催得厉害了，只能借新还旧。
有些县十村九负债，村均债务反弹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底，全国村级债务规模为4000亿元。由于此后没有开展此项统计工作，村级债务缺乏全国性的数据。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村级财务状况不容乐观，一些地方村级债务明显反弹。
李祖铭说，据他了解，他所在的县300多个村，村均负债都在数十万元，有的村可能负债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元。裴海说，全国都在振兴乡村，村里的工作不干不行，一干就得借钱，周围的村子十之八九都欠着债。
湖南东北部某县财政部门曾做过一次调研，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县有445个村负债，占比达89.7%，负债超过100万元的村有109个。山西东南部某县2017年也曾对农村集体“三资”做过调查，这个人口不到40万的县城村级负债总额38.6亿元，村均800多万元，严重影响了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
据熟悉这两个县情况的干部说，近几年来“旧债未消、新债又来”，尽管没有做过详细统计调查，但村级债务余额应该不会比两年前少，“毕竟这两年村里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一些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的村干部说，形成村级负债的原因很多，包括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公益事业、兴办产业、弥补办公经费不足、支付债务利息等，但主要用于搞农村基本建设。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出大头，但往往还需要村里自筹一小部分，项目建成后的后续维护也主要靠村里自己解决。缺乏集体收入的村只好举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