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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过去土地供给更倾向于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也让人口减少的城市反而获得了更多用地指标。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认为，在全国土地供给总量中，中西部土地供给的占比从2003年的29.5%上升到2010年的45%，这意味着，2003年后，作为人口流入地的东部地区，土地份额反而减少。这使得东部地区的土地供求关系更为紧张，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总体上已经过剩。
不过，本次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全面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在安排各地区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时，进一步增加上年度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的权重，探索落户城镇的农村贫困人口在原籍宅基地复垦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由输入地使用。
也就是说，未来的城镇化将是“地随人走”，收缩城市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
这种背景下，胡刚认为，收缩型城市不应盲目乐观地规划大型基础设施，以免造成浪费，而应该根据当地发展的可能性来调整城市规划，将更多资源用于城市公共设施的维护上，“缩减城市的一个趋势是小而美，而不是高大上。”
无独有偶，陆铭亦指出，应在人口流出地做减量规划，防止收缩城市继续做增量规划和投资的局面，已经进行的投资要做科学的评估，同时重视上一轮投资中所形成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等不动产所带来的地方金融和财政风险。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将快速发展，以后部分中小城市的发展可能会比较缓慢，甚至出现停滞状态。”胡刚向时代财经表示，“一二线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高、城市繁华，能吸引大量人口流入，这是世界趋势，有些城市改变不了人口流动的大趋势，面对城市收缩，应该顺势而为，不应过度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