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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成为社会主义者
吕正惠：这样看，您感受到的是民族歧视，您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一点也不奇怪，但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呢?
陈明忠：在学校里，我是反抗日本人的，但有一些台湾人，也就是所谓的“皇民化”台湾人，见到日本人就卑躬屈膝，毫无尊严可言，真令人厌恶。可见，强者对弱者的歧视也会造成弱者人格扭曲。我是地主的儿子，当我回到家时，我们家的佃农看到我也是卑躬屈膝的。我由此了解，人对人的歧视，不只限于民族之间，在一个社会里面，地位高的阶层也会歧视低阶层的人。民族主义只能解决民族对民族的歧视，不能解决阶级对阶级的歧视，如果要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非实现不可。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吕正惠：这样说，是不是社会主义要比民族主义优先?
陈明忠：也不能这么说。自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对外侵略，被侵略者常常是整个民族沦为被奴隶的对象，这个时候全民族的反抗可以说是唯一的拯救之道，民族主义是很重要的。当然帝国主义也利用被侵略民族中的少数人，以他们为工具，来控制被侵略的民族。而这些少数人，往往可能就是这个被侵略民族中的压迫阶级。所以被侵略民族的反抗，对外就是民族主义，对内就是那些与帝国主义合作的压迫阶级。这样，这种革命就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
吕正惠：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陈明忠：这些当然是慢慢形成的。台湾光复以后，我在台中农学院(中兴大学前身)读书，看到来台湾接收的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就想，我们中国要怎么办?如果中国一直是这种政府，怎么可能富强，怎么可能摆脱被侵略、被歧视的处境?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我终于了解到，必须以革命的手段重新建造一个既反帝国主义、又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新中国，才能实现我心中的理想。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生在错的时代，做了对的选择
吕正惠：您这种选择，让您好几次面临杀身之祸，还坐过两次牢，总共坐了二十一年，而且两次审判都备受酷刑。这样的道路，您曾经反省过吗?
陈明忠：这条道路是我自己选的，而选择这条路就是随时准备要杀头，我一开始就有这种觉悟。只有一次，我感到很痛苦。第二次坐牢时，我从“中央日报”读到一些伤痕文学的作品，开始了解“文革”的某些事情。我就想，中国革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为革命献身不是毫无意义吗?为了这个，有一阵子我几乎不想活了。
后来我不断地读书、思考，终于了解革命过程不可能很顺利、很简单，尤其像中国历史那么久，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又受了一百多年的侵略，怎么可能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就马上成功呢?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当然是很漫长的，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你追求的目标已经达到。每一个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的心力去做，就可以了。我这个思考过程，非常漫长，写过很多笔记，后来，陈福裕(台湾80年代学运世代中少数坚持左翼统派立场的代表性人物)帮我整理，你也帮过忙，出了一本书。我的思考不一定正确，但我由此知道，不可以寄望于革命马上成功，或者革命过程中永远不会出错，如果这样想，就会否定历史上所有革命的价值。人类当然最好不要用革命手段来改变社会，但有时候就是不得不选择革命，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恰好活在这样的时代，我只能选择革命，我只能说，我生在一个不好的时代，但我认为，我的选择没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