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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做了三件让自己满意的事情
吕正惠：除了这些想法外，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陈明忠：我参加组织不久就被捕了，坐了十年的牢。出狱以后，十六年之间忙着养家糊口，有空的时候就到处弄资料来看，没想到因此又被捕。本来要判死刑，后来因为海外营救，只判了十五年，实际坐了十一年的牢。前后三十七年，其实没做什么事。第二次出狱以后，才开始搞活动，而那个时候“台独”已成气候，国民党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台独”，在这种大形势下，这些活动其实效果很小。
要说起来，有三件事还觉得勉强可以。第一，我带头把统派老政治犯组织起来，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有了这个组织，统派的活动才有了基础。第二，当台湾少数民族工作队和高金素梅(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委员到日本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要求把靖国神社中的台湾少数民族的牌位移出时，我从旁协助，最后迫使日本法院判决日本首相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第三，当连战准备访问大陆时，邀请一个统派到国民党党部去演讲，我去了。我说，我跟我太太两家，都被国民党害得家破人亡，但我不是来跟国民党算账的。由于两党长期内战，才会使得很多人民被牵扯进去，受到很大牺牲。现在台湾的族群问题很严重，其根源就是国共内战，要解决岛内的族群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国共内战的问题。我告诉连战，解铃还须系铃人，你有责任，也有义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到北京和胡锦涛总书记见面，实现国共和解。现在两岸虽然还不能和解，起码两党是可以和解的，为了两岸人民的福利，国民党有责任到大陆去跟共产党谈一谈。据说，我这些话，让连战下了最后的决心，提前到大陆去了。这三件事是我比较满意的。不过，整体而言，我做的事还是很少，我自己并不满意。
吕正惠：我想事情也不能全部这样看，这就像是以成败论英雄。当然，人活着总希望可以多做一点事情，但时势使然，人有时候可能会白白活了一辈子。像你们这种“老红帽”，坐了这么久的牢，吃了那么多的苦，始终不改其志，实在是很不简单。比起现在的台湾人，只会追逐名利，完全缺乏理想，你们的人生还是充满光彩的。
陈明忠：我们也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不过从大形势来看，我对这辈子还是满意的。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时候，中国还在艰苦地抗战;我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打内战;我第二次出狱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现在，中国不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都节节上升，仅次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实力也越来越弱，而中国的实力还会继续增强，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高中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民族屈辱感大部分可以洗刷干净了。我这一辈子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
吕正惠：去年去世的颜元叔(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文艺评论家、英文教育家，湖南省茶陵县人，2012年去世)教授很久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感谢大陆亿万同胞》，大意是说，中国能有今天，是所有中国同胞几十年来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当时看了相当感动。其实在革命过程中，有些人很早就牺牲了，例如你们的前辈郭琇琮、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我觉得，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评价你们这些老政治犯。
陈明忠：这是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好说什么。
